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张库商道（张家口通往库仑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从张家口出发，绵亘塞北，入蒙古高原，最终进入蒙古国境内，到达库仑。作为贸易之途，张库商道在汉唐时代已开通，明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张家口堡作为张家口城市兴起与发展之源，在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都不乏有学者进行研究，但站在考古学与美术学的角度，以辽代墓葬壁画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张库商道张家口堡的历史,深入分析与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层面的学术成果还属鲜见。

古墓壁画填补古代茶文化研究的空白

张家口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是坐落在现代都市中的一片古迹。凝视这些老旧的明清建筑，徜徉于古老的街巷，依稀可辨当年的兴盛与繁华。在众多保存较好并有据可考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

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原名为大玉川茶庄，是张家口四大茶庄之一。该建筑为传统叠架式二层五间楼房，座南朝北，从店铺正门进入院子，便可以看到四合院楼体结构的正楼，由院中东厢房北侧的台阶可进入二层茶楼品茶。该茶庄是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范永斗的孙子太仆寺郞范毓宾为二品官，随官家亲征，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相传康熙皇帝曾在大玉川茶庄品茗尝茶，久而久之，大玉川茶庄就被人们叫做了康熙茶楼。范氏家族在清朝200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子。当年，“大玉川”在福建武夷山就有茶山5000亩、茶场5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囤，一手包办，财权均巨，非同一般。

鼓楼西街35号是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大美玉商号旧址。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5年～公元1796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增设大泉玉商号，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增设大美玉商号，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增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其中，常氏也从茶叶中获取了大量利润。

今天的张家口堡，经过岁月的沉积，目之所及虽然是落满时光尘埃的街道、院落与建筑，但掩盖不住曾经的辉煌。追溯历史，才能探究其根源。有些历史虽只能从史籍文献中搜寻、从石碑中考证、从民间走访中补充发现，但从考古中发掘、穿过时光隧道来解读这一切却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1993年，一座封存了近千年的位于宣化下八里的辽金时期张氏墓群中主人张匡正的墓门被打开，据考证，他葬于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当沿着幽深的墓道进入前墓室后，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男童则是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两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的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雀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注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临其境，看到了辽代一幕茶文化真实而生动的景象。

契丹人为北方茶叶之路沿袭播下种子

上述壁画资料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兴起对我国古代饮茶习俗及茶道文化的探究与考证之风，原因是这幅壁画中对辽代的饮茶习俗表现的完整程度极为罕见，它填补了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其实，在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最具代表性。换言之，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辽代与同时期中华茶文化的历史资料宝库。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在产茶的南方和中原地区很少出现,却在远离茶叶产地的辽代墓群集中地展现？考证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繁衍、生活在此区域中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以及宋辽时期的茶叶贸易说起。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这类食物油腻、不易消化，而茶中含有大量的芳香油，具有溶解动物脂肪、助消化、降低胆固醇的功效。同时，茶还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各类物质。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茶叶的身影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丝绸之路上，唐贞元年间 (公元785年～公元804年)，封演在文献中对茶叶贸易有明确记载，《封氏闻见记》中称：茶“始自中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据《辽史》和《资治通鉴》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来往的是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与南唐。吴越信奉佛教又是主要产茶地，它和同样信奉佛教又需要茶叶的契丹族建立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其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俄罗斯人早先曾称中国为 “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称作“Kitai”，因此不难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交易数量巨大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锡林郭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世纪～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发现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天文图。这些发现，同样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

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在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对于契丹族来说贵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 （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后，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都在宋景德年间之后，无疑是当时社会稳定、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