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立国后，基本上沿用了宋代原有的典章制度。宋代度量衡由太府寺掌造，禁止民间私造。《元典章·刑部》中也规定：“凡用斛斗秤尺，须要行使印烙，官降法物。”街市民用斛斗秤度则“依省部元降样制成造，委本路管民达鲁花赤长官校勘相同，印烙讫发下各处，公私一体行用”。宋代曾规定，凡改年号即铸造器具颁至全国，这一点在元代秤锤上反映得十分突出。迄今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元代秤锤甚多，所见就有300余件，其中铸(刻)年号的有247件，在元朝的16个年号中，已见于秤锤上的就有15个，其中如“致和”年号仅用了不到一年，也有秤锤留传至今。唯缺泰定帝子幼主阿速吉八“天顺”年号。据《元史·泰定帝二》记载，泰定帝于公元1328年9月在上都死后，幼主被拥继位，改元“天顺”。但元文宗图帖睦尔已在大都称帝，改元“天历”；同时，文宗遣兵于10月31日陷上都，阿速吉八不知所终。因此，“天顺”年号仅仅用了一个多月。在这样短暂的三五十天里，可能还没顾得上铸造新的秤锤，也可能是立号时间太短，所铸器物甚少而未流传下来。

　　元朝如此重视改元即铸造新权，权上又有多种文字，除了商业上的需要外，铸(刻)有新纪年的铜权发至全国各地，无异于向官民发布一项通令，其宣传面之广，作用之大，不亚于发布诏令，其政治影响一定很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