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作为古河东（运城地区）古代最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广为人们所熟知，成为运城的一张响亮名片。但柳宗元只是祖籍河东，柳氏家族世代多在外地为官，柳宗元一支自其曾祖辗转定居长安万年县以来，除在外地宦游外，几代人都是主要生活于长安万年县，并归葬长安少陵原，柳宗元也是出生成长于长安，他在《送贾山人南游序》说“吾长京师三十三年”，可知他在谪永州之前，除短期外出游历外，前半生基本在长安度过。柳宗元去世后最终也归葬于万年县先人墓侧。

柳宗元一生虽没有在河东多停留过，但从其传世诗文可知他和河东柳氏家族来往频繁。他对河东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柳宗元在文章《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中称“河东，古吾土也，家世迁徙，莫能就绪”“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滋甚。”可见他对河东故土的一片赤诚思恋之情。他在《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中署名“柳宗元，河东解人”，在《杨氏子承之哀辞（并序）》中有“其外姻解人柳宗元，为之恸且出涕”的话，这两处都明确称自己为“河东解人”，柳宗元的挚友刘禹锡在《天论》中写道：“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

据此，柳宗元则在日常的生活和交往中，应该也多宣称自己为“河东解人”，意思是自己属河东郡解县人。河东解人是沿用秦汉的郡县区划说法，并非隋唐之后的解县，汉至魏晋的解县范围很大，大致包括唐以后的临晋县、虞乡县和解县等三县的大部分区域。河东郡解县的设置一直延续到西晋，东晋十六国至北朝时期河东郡陆续更名为雍州、并州、冀州、秦州、泰州等等，隋朝又改回河东郡，唐初改称蒲州。唐代行政区已经没有河东郡，柳宗元生活的时期其祖籍地行政区划已经调整变更为蒲州虞乡县。柳宗元在为其叔父撰写的《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中说：“公讳某，字某，邑居于虞乡。”这就是用的当时的实际行政区划地名，是柳氏一族在唐代及以前居住在虞乡一带的明确记载。其祖居地在今山西永济虞乡镇周围一带是经过历年考证一致确认的。这也能反证今永济蒲州镇西文学村并不是柳宗元祖籍地，因为西文学村一带秦汉以来始终属于蒲坂县或河东县，从来都不隶属解县。

河东郡解县自秦汉设立，一直未有大的变动。直到北魏隋唐以来开始多次调整分合，县治迁移不定，其间又划分设置虞乡县，到唐初天授二年（691）虞乡县正式从解县分立，最终确定在今虞乡镇及其周围一带，相对而言当时的虞乡县还属于新设立的县，其知名度远不如以前的河东解县。河东解县柳氏从东汉兴起到魏晋南北朝最盛，而广为时人所知。“解县柳氏”从魏晋一直到隋唐都是一个响亮的名帖，是尊贵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河东柳氏一直沿用河东解县的说法，以光耀门庭！这是当时的通行做法，此类情况在唐代还有很多，如京兆韦氏，弘农杨氏、范阳张氏、昌黎韩氏等等，各姓名人都是沿用秦汉以来的郡望。

柳宗元自称河东解人除怀恋故土外，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就在于自东汉直至魏晋形成并盛行的门阀士族制度影响。门阀大族是东汉以来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魏晋时称为士族。他们在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重要官职。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享有法定特权，不与庶族通婚，与庶族保持严格界限，文化上崇尚清谈，垄断教育和舆论，同时占据高级文官职位。门阀士族影响力巨大，当时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在政治上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当政的皇族外戚、宦官都要同他们联结、沟通周旋。“皇权与士族共治世”“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门阀士族在垄断政治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著名人物和杰出官吏，如竹林七贤、王羲之、谢安等。此种情形在南北朝达到顶峰。河东三著姓：汾阴薛氏、闻喜裴氏、解县柳氏都是魏晋以来形成的极著名的门阀世家，闻喜裴氏家族在历史上的声望甚至可与山东琅琊王氏一族相比肩！

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标志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开始初步瓦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士族的彻底消失，其影响仍然深远。唐初，士族仍然享有很高声望，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唐一代整个社会依然极其看重门第出身，虽然没有魏晋南北朝那么严重，但仍有“五姓七望”（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的说法，门第出身观念根深蒂固，难以撼动。以唐朝皇帝之至尊，但是李姓门第却不是当时沿袭下来的最尊贵姓氏，这让唐代的皇帝们始终耿耿于怀！唐朝皇帝为了抬高出身，一直自称是陇西李氏，并追认老子为始祖，当时就有很多人敢提出质疑。李世民曾诏令李姓为天下首姓，但整个社会并不认可唐李的声望，很多名门望族尤其是关东四姓（崔卢郑王）根本不屑于和唐李结亲联姻，李世民也无可奈何。唐文宗（826-840在位）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亲，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太子，结果被宰相一口回绝。郑覃却把孙女嫁给同为四姓世家的九品卫佐的崔皋。唐文宗感叹：“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杜中立传》）。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影响之深刻，令现代人感到吃惊而难以想象！

河东薛柳裴三姓在唐代虽不属于最著名的五姓七望，但在当时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柳宗元在这样一个大传统大背景下自然不能免俗例外！柳宗元自称河东解人，就是在强调自己出于正宗的河东解县柳氏家族，出身名门望族、家世显赫，并以此为荣！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传统大环境下的自然感情流露，内心真实表达，很正常，无可厚非。当时整个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风气就是如此，也符合当时时代的社会伦理规范，这方面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和解读！

柳氏一族在时局动荡中也曾迁徙避难奔波，但其待遇和生活还是远超普通的庶民百姓。柳宗元的成长过程中，柳氏家族为他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但柳宗元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散文家的巨大成就及影响与河东柳氏家族的世荫并无太多的直接关系，主要是他自己的天赋、努力和社会阅历造就的，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

门第观念的影响持续到唐末，唐末五代的一系列战乱对士族造成致命打击，世家大族彻底衰落。河东三著姓也不例外，薛柳裴在五代之后几乎完全沉寂，很少再有高官和著名人物出现。士族大姓和普通百姓完全一样，各姓氏之间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宋代婚姻不问阀阅，仕宦不尚门第已蔚然成风。宋代之后更多的平民百姓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社会上层和政治舞台，阶层的流动性较以前明显增强。一般的官宦、士大夫和读书人不再强调自己的出身和宗族郡望。

唐代柳宗元自称“河东解人”，同时代其他人同样称自己的远祖郡望，这些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风俗惯例，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时代特点，要用历史的观点辩证地看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