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使晋国成为霸主，是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的历程的，开始，他受到父亲的宠妃骊姬的陷害，被迫逃出晋国，在许多国家流浪，经历了19年的磨难，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磨炼了他的性格。公元前636年，由于晋国发生内乱，没有了国君，重耳结束了在外国流亡的生活，在秦国的护送下回到了晋国，当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回国后，雄心勃勃，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开始训练他的百姓。两年以后，晋文公认为差不多了，便准备用他的百姓称霸诸侯。子犯曾经跟他在外流浪，是一个十分有见识的人，他劝阻说：“百姓虽经过训练，但还不懂得什么是义，还没能各安其位，不能用。”晋文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他便想办法让百姓懂得义。

正在这时，周朝发生了“昭叔之难”。昭叔是周惠王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惠后，昭叔还有个哥哥，是太子，即后来的周襄王。惠王想立昭叔为太子，但还没来得及便死亡，昭叔便逃到齐国。襄王即位后，将昭叔接回来。然而昭叔回国后，又与襄王的王后乱搞。襄王知道后，便将王后废掉。这下触怒了王后的娘家，他们派兵讨伐周朝，周襄王便逃到了郑国。周朝在当时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宗主国，虽然有名无实，但各诸侯国毕竟还得尊重它。

于是晋文公决定帮助周襄王返回周朝，其主要的目的是用此事教育晋国的百姓，让他们懂得什么是义。他派出左右两军，右军攻杀昭叔，左军往郑国迎接周襄王返国。周襄王为表彰晋文公的功劳，待之以殊礼。晋文公推辞说：“这是臣下分内之事。”晋文公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他的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他的这一举动对他自己的声誉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得百姓愿意向他尽忠。

他在帮助襄王返国后，又回国致力于造福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这回可以役用百姓了。不料，子犯又出来阻拦，他说：“百姓虽然懂得了义，但还不知道信是怎么回事，还不能使用。”

于是，晋文公又想方设法让百姓懂得信。他率领军队攻打原国，命令士兵们携带3天口粮。军队围困原国整整3天，士兵们携带3天的粮食全部吃完了，而原国还未投降。晋文公就下令退兵。正当晋国刚退兵时，派出的间谍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原国已经支持不住，准备投降。”晋文公说：“初带3天军粮，就是准备攻打3天，如今已下令退兵，就应该说话算数。如果不退兵，即使攻下了原国，也不能取信于人，如果没有了信用，百姓也就失去庇护。得失相比哪个多呢？”晋文公故意利用打原国来教育百姓，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信，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结果，国内民风大变，凡事以信为本，做买卖不求暴利，不贪不骗，民皆信实。

做到了这些后，晋文公又问子犯：“这回行了吧？”子犯回答：“还不行。百姓虽知信、义，还不知道什么是礼，还没有养成恭敬的习惯。”

于是，晋文公又让百姓在知礼方面做出了努力。他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每个环节都依照军礼执行，使百姓看到了什么是礼仪。又设立专门执行社会秩序的官员来规定百官的等级职责，使百姓知道对什么官行什么礼。不仅如此，人们还知道了根据礼来判断一件事的是非曲直。这一次，晋文公没有去问子犯，子犯却主动地找到晋文公，说：“民力可用矣！民心可用矣！”于是，晋文公开始伐曹国，攻卫国，取得齐国之地，解救宋国之围，大败楚军于城濮，遂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孔子在《论语》中讲过，“去兵、去食、不去礼”，足以见礼仪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对一个国家政治的重要性。晋文公称王春秋五霸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义、信、礼治民治国。义是治民治国的基本原则；信则是保证政令畅通的根本原则；而礼则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必不可少的行为方式。三者结合为一体，就会无往而不胜。晋文公治国治民的经验，不仅对于现在，即使是对于将来，也必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