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所策动的北伐，尤其是北伐后秦之战，是东晋北伐历史上最成功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虽然刘裕北伐，还抱有个人或集团的目的，但它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其历史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

　　司马光叙述刘裕北伐成功后匆忙东归，关中复失时，大发感叹：“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不像司马光只是大发感叹，王夫之一言点破了长安得而复失的原因：“刘裕灭姚秦，欲留长安经略西北，不果而归，而中原遂终于沦没。史称将佐思归,裕之饰说也。……夫裕欲归而急于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而无志于中原者，青泥既败，长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举”;他还将刘裕与曹操相比较，称其用人虽有不足，而“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显然也包括了对刘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吕思勉则认为刘裕急急篡位的说法只是史家附会王买德的话说：“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 邑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迳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心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在正月十四日(应为十五)，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责者也。”

　　笔者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关中的得而复失，根本的原因还是刘裕受限于东晋的实力以及北魏对东晋的牵制，因此他不可能坚守长安，更不可能统一北方。换句话讲，不是刘裕不想成就统一的大业，而是当时南北统一的条件还未具备，时机尚不成熟。其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再后隋统一了全国，才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从这一点来看，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可以算作一支插曲，它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轮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而大统一的进程中，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