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读史都习惯于脸谱化，把历史人物简单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若是按照这一标准解读明英宗，就很困难：他宠信太监王振，开启了明代宦官专权的先河，又受宦官的怂恿，好大喜功，御驾亲征瓦剌，结果惨败被俘，这也是历代皇帝里的头一个；他前后做了两次皇帝，复辟后听信谗言，诛杀功臣于谦……如此政绩，无疑是一个昏昧无能的皇帝。

　　但是，生活中的明英宗，又是一个有着“文艺青年”气质的人。他感性，爱憎分明，常以和善的心肠、同情的态度看待事情，容易听信身边人的话，易于表露情感，习惯以一种唯美而诗意的心态对待感情生活。他临死前颁布遗诏，取消宫妃殉葬这一惨无人道的制度。有此行为特质的明英宗，又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可结纳深交的好朋友。尤其是他对待感情的态度，更是文艺范儿十足——他与原配钱皇后伉俪情深，互敬互爱，感情十分和谐，而他不仅自己躬行实践，还把这种室家之恋推及他人。手下的群臣百官，凡情感专注、重视家庭、婚姻和美的人，就会获得他的赏识。反之，若是薄情寡义、不顾念夫妻情分的人，则不为他所喜，甚至还有可能遭到他的处罚。

　　英宗即位后不久，云南左布政周璟在妻子死后没几天，就续弦再娶，被与他有隙的巡抚侍郎郑辰参了一本。英宗接到奏章，认为周璟的人性凉薄，妻子尸骨未寒，他就耐不住衾寒枕冷，急着再娶，实有悖人伦，遂将他革职，并处一百棍杖刑，让他回家自省闲住。过了几年，周璟眼见复职无望，就上书为自己辩解，说：“按大明律法的条款，只有身为人子、身为人妻者，须居父母丧及夫丧，若是在服丧期间私自嫁娶，才会被处以一百杖刑，但是从来没有妻子死了，丈夫要为妻子服丧并因此获罪的先例。所以想提请廷议，让朝官集体商议这一事件的对错，昭示天下，好让后人有遵照行事的标准。”周璟已经意识到了英宗对他的成见，故想博取一众朝官的同情，让他们来决定对错。可是英宗根本就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将奏章驳回不叙。

　　如果仅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行事随性、对感情怀有美好向往、具有浓重文艺范儿的明英宗无疑是憨直可爱的，但作为一个皇帝，他又是不称职的。而他也正是在不适合自己的位置上，使得自身的不足被放大、缺陷被突出，从而在工作与生活中呈现出不同面目的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