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入蜀：公元1172年冬，诗人陆游自南郑(今陕西汉中)调往成都，途经剑门，恰遇一场小雨。此前，陆游在抗金前线参与军事机密，过了半年渴慕已久的军旅生涯，时常“寝食鞍马间”。虽不能继续留在前线为国报效，自前线去往大后方的大都市毕竟是去危就安。更何况成都这样的繁华都会还有那么多文人骚客，诗酒相交岂不快哉？然而，习惯了刀光剑影的放翁在这温柔细雨中却似乎有些惴惴不安。

就在这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驴背上的陆游写下了一首名叫《剑门道中遇微雨》的七律：“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骑驴入蜀，或许让陆游想起了李白、杜甫，想起了高适、岑参、元稹，想起了从杭州骑驴入蜀的诗僧贯休。

自古诗人皆入蜀

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陆游的担忧似乎并非无中生有。

韩愈曾说：“蜀雄李杜拔”，不但自蜀中走出来的司马相如、扬雄、李白与苏轼等人为一代文坛领袖，就是自他处入川的文人似乎也能一沾蜀地的灵气，写出更加优美的句子出来。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诸人皆曾入蜀。北京人卢照邻将其短短五十载生命中将近四分之一的时光留给远离故土的巴蜀。河东望族王家的年轻后生王勃则因为一篇斗鸡檄文惹怒高宗，被驱逐入蜀，所到之处受尽热忱款待。尽管政治失意、岁月蹉跎，纵游巴蜀、放旷诗酒的蜀中生活给了“四杰”们迥异于中原或者关中的生活体验，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游历蜀中之后的“四杰”将巴蜀的慷慨馈赠淋漓尽致地发挥在诗歌中，一扫初唐诗坛靡颓浮艳之风，开创出清新而质朴的文风。

安史之乱与个人仕途的失意，将走投无路的杜甫逼到了蜀地谋生。一生漂泊无依的杜甫，将其一生中生活最安定、诗情最为勃发的九年留在了四川，足迹踏遍四川东西南北，在这里写下了现存杜诗中的大半，其中就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赠花卿》《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咏怀古迹五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与《秋兴八首》这样的名篇。

成都锦江边上有一座纪念女诗人薛涛的望江楼，唐朝的时候有三位大诗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先后来到成都，与薛涛皆曾有过诗文唱和。刘禹锡很喜欢蜀地民歌竹枝词，寓居“巴山蜀水”期间，他悉心学习蜀地民歌，将竹枝词这种民歌形式转变为文人的诗体。

随着喜欢推敲的苦吟诗人贾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李商隐、相貌丑陋却叉手一吟便成一韵的“温八叉”(温庭筠)，乃至张说、苏颋等不甚知名的外乡诗人一次次入蜀与出川，时间悄然来到宋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山谷道人黄庭坚来了，尽管在仕途不顺遂，号称“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在老师苏轼的老家却受尽礼遇，宴游不断。范成大带着宋孝宗的任命来了，初到蓉城，范即欣喜地感叹道：“成都以名都乐国闻天下，予幸得至焉。”这位钦点的四川制置使在蜀两年，不但政绩有声，而且诗文颇多。

蜀地安逸好作诗

摊开一张中国地图，你会发现，深处中国西南一隅的蜀地尽管最为闭塞，却也最为富饶。因此，历代朝廷都将成都平原视作中央王权身旁的“一亩三分地”。占据这片盆地，进则天下，退则天府。是以从秦并诸侯到元灭南宋，历代中央王朝多先取蜀而定天下。每当中原硝烟弥漫的时候，蜀地往往会成为中华文化的避难所，不只帝王妃嫔、王公大族会不远万里地来蜀地避难，一般官宦、百姓和文人墨客也会跟随帝王的脚步来蜀地躲避战乱、繁衍生息，或者诗文会友。

而当天下承平、四海安宁的时候，蜀地又往往成为通国之大邑。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说，除过富庶的江南，蜀地就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了。无论承平还是战乱，蜀人游乐之风从不曾改过。入蜀文人总不似他处那般需要为了谋生计、为躲避战乱而奔波，因此他们更有闲情逸致来悠游山水、创作诗文。只消在晴日里坐到沿街的茶馆，泡一杯蒙顶山上茶，就着满街的叫卖声、麻将声以及锦江的滚滚波涛声，找几个志趣相投的好友唱和唱和，所有诸如远宦的哀愁、蜀道的艰险、贬谪的苦痛、不遇的感叹，以及人生失意等诸般情感便一齐汇聚到笔端，写出流传千古的句子出来。

除了自愿入蜀“碰运气”的人，唐宋时的文官制度将文人们推向了蜀地。唐宋两代，尤其是宋室南迁之后，蜀地作为京师上游重镇，军事位置尤为重要，一旦发生变故，足以在呼吸顾盼之间影响全国局势。因此，非亲信之臣不足任。唐宋两代的文官政治之下，文人与官员的身份往往高度统一，尤其在宋代入蜀文人基本上是参加过科举考试，且进士出身的官僚，由此产生出大量类似“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宦游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