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一身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杀魏忠贤，重用东林党人士。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远见卓识。

平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未免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层能力、这种魄力、这份功绩，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

崇祯即位的时候，海内难民揭竿四起、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贤这样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和把握动荡时局能力的“能人”来独当一面，虽然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坍塌崩溃。但崇祯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是为了报仇雪恨和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势彻底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个人恩怨和个人私欲是不是应该暂时放一放呢?毕竟，国祚永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最硬的道理。在幡然醒悟的同时，也让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17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以魏的权势在最后一刻也没有反判过，如果当时魏放手一博的话，也许中国的历史将会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