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做了错误的判断，将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误判为日军将“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见蒋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见《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甚至认为“国亡即在目前”(见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有鉴于这种严重判断，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见《行政院急电市府避免与日本冲突》电稿)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一二八事变前四天，张静江邀请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劝第19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猜测张是受“蒋介石所授意”。(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在得知国民政府的态度后，蒋蔡等人感到沮丧，但是也表示会服从军令撤出上海。蒋光鼐说：“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宪兵第6团接替第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地区的防务。该团27日晚8时从南京车站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其先头一个营下午到达上海北站，准备次日(29日)拂晓接替十九路军第78师第156旅第6团在闸北的防务。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后，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国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于28日13时45分复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1月28日夜11时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给吴铁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回信，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吴铁城接到该回信已经是11时25分。夜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我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翁照垣部随即起而抵抗(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也一起奋而抵抗)，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