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里，有一些民谚可以很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的价值取向。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读书高，因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因为读书可以作官，读书可以入仕，而入仕作官始终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几乎唯一的途径。在先秦时，贵族穿丝帛，而平民只能穿粗麻布衣服，经纬极其分明。这一规矩虽然在后来有所松动，但始终没有明显改变。当官的被称为老爷，而老百姓只能称为草民。草民见老爷是一定要下跪的，不管这草民有多么殷实的家产。而一旦你哪怕仅仅中个秀才，即使只是个酸秀才，穷秀才，你再见到老爷时就可以不下跪了，因为你已经有了功名。所以那些有钱人或者千方百计的去买个功名，或者千方百计的让后代考取功名，于是也便有了胡雪言这样的“红顶商人”。再比如“民以食为天”。两千多年里，不管是统治阶级也好，老百姓也罢，始终在努力解决但始终也没有根本解决的便是吃的问题。所以，农业也便始终被作为立国的根本。又比如“无奸不商”。商业始终被作为末业，商人也始终被称为奸商。不管是老爷还是草民,包括奸商，吃之外，也需要或者解决基本的生活需求，或者进一步安逸享乐，于是也就有了工，有了手工业。仕，农，工，商，这便是两千多年里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是所有的时期，工商业都被当成末流，至少在战国时期，就不是如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证明这种说法。

话说东周洛阳人士苏秦，从小就好吃懒做，油嘴滑舌，心比天高。他对生产劳作不感兴趣，却幻想一夜成名，一步登天。于是，他师从鬼谷子，学习纵横之学，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忽悠之术。学成之后，他出外游历，足迹遍布天下诸强，希图以三寸不烂之舌打动诸侯和士大夫，过上锦衣玉食呼风唤雨的生活。但事与愿违，苏秦四处碰壁，兜里可怜的几个小钱也离他而去，没办法，只能回到家乡。史书上记载叫做“大困而归。”回到家乡的苏秦并没有从亲人那里得到温暖，“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都笑话他，并且还说：周国人的习俗，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可以得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你苏秦抛弃根本而去学什么忽悠之术，得到这样的下场，纯属活该。

从这件史实不难看出，至少在周代，工和商还是很被提倡的，而且其利润也颇为不薄。如果工和商始终被提倡下去的话，也许中国现在仍然能够坐在世界老大的位置上。只可惜，这只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