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严格的历史范畴，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武术世界产生于中国历史的“近世”(Modern Times)开端，亦即北宋时期。在此之前，仅仅有单独的武术家——游侠、刺客、僧侣或者军人——以及若干文化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武术流派，而没有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得以发展出诸多复杂互动形式的普遍关系网络和活动空间。

　　江湖或“江河与湖泊”，正如这个隐喻所显示的，既是关系性的网络，又是可供人活动的空间。它第一次以成熟的形态出现于宋代早期。这主要得益于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士族阶层的消灭，而在宋代第一次建立了平民社会。在10世纪加强的皇权之下，原本分层的固定等级秩序被废除了，整个社会第一次成为一个相互流动的平面。契约化的租佃制关系，较宽松的户籍制度，城乡分治的行政体系，平民徭役的废除，以及科举制度的复兴，都赋予了宋代平民以远远超过前代的人身自由，为这种流动性创造了条件。这种流动性既是纵向的，例如从平民成为政府高官，也是横向的，如佃农进入城市或者商人的跨地区贸易。特别是在横向上，手工业雇佣关系的普及、商业贸易的发达和全国市场的出现，构成了这种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在这一基本平面之上，在唐代仍然依附于军阀和寺院的武术家们，得到了可以由自己支配的领域。水上和陆地上的道路不再只是连通帝国不同区域的中介，而具有了独立的地位。正如“游侠江湖”“行侠四方”之类的短语所勾勒出的，部分人群通过在江湖世界的不断迁移，通过对流动性本身的隶属，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社会维度。这一领域通过伸展到帝国各个角落的网络和节点，充满了诱人的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帝国的国家机器无力一一控制，因而成为武术家们角逐的场域。

　　首先兴起的是抢劫商旅和富翁的武装匪徒或“山寨”，他们是一群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亡命之徒，以外人难以进入的山林深处作为基地，控制各地方的交通要道，将武术最直截了当地运用于非法勾当，宛如依附在人肠道内壁的寄生虫。山寨的存在是悖论性的。它既依托于江湖网络，又威胁到了后者的存在。毕竟，武装匪徒的盛行会扼杀江湖体系的流动性，造成交通中断和商业萎缩，从而也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根基。为解决这一悖论，大部分山寨采取了收取“买路钱”的方法，即过路者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换取道路畅通和自身的平安。通过这种方法，就将一部分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转入武术家的手中。

　　当然，即使支付了相应金额，过路者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特别是对于携带大批财货的富有商人来说。他们必须另寻对策。由此产生了保护商人或其他富豪的雇佣武师。成熟的商业性镖局在北宋时代尚未出现，但已经有许多武术家受雇于有需要的商贾或地主，成为他们的保镖或护院。很自然地，在这一长期结构性对抗中，非法的山寨和合法的保镖都需要稳定的武术支持，为之提供人力资源的武术门派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转而成为独立的武术家团体，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强化了对内部成员的控制，转变为较严格的准政治军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