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所著《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於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这句话很有争议，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就引注了一种反对观点——孙盛异同评曰：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陈寿所著《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於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这句话很有争议，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就引注了一种反对观点——孙盛异同评曰：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於吴、越哉?斯盖庸人之所鉴见，况策达於事势者乎?又案袁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拒於官渡，谬矣。伐登之言，未有证也。——但裴松之本人是赞同陈寿的观点的，反驳孙盛道：“然孙盛所讥，未为悉是。黄祖始被策破，魂气未反，(但)刘表君臣本无兼并之志，虽在上流，何办规拟吴会?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但举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馀山越，盖何足虑?……案魏武纪，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乃策未死之前，久与袁绍交兵，则国志所云不为谬也。”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及本人对军事的无知，我不敢对“袭许”是否有可操作性妄下定论。我的疑问是，就算我们假设“袭许”是确实可行的，这样做真的会为孙策带来什么好处吗?也许有人会觉得我的问题很可笑，这还用问吗，“挟天子以令诸侯”呗!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想当然耳，尚需商榷。

　　“挟天子以令诸侯”固然是很快意的一件事，但“挟”却是很需要一点技巧的，要“挟”得谦恭“挟”得温柔“挟”得让人感觉不出来那是“挟”。此种政治问题极为微妙，一个弄不好就“没逮着狐狸反惹得一身骚”，毁了形象，也落下政敌用以攻击自己的口实。用X门大学教授易X天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制度是帝国制度，帝国是以皇帝为国家元首和国家象征的，所以对待现任皇帝的态度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可能就会一败涂地，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让我们来看看基本算是“挟”得比较成功的曹操是怎样做的——这个，我在《武帝纪》里怎么翻来翻去翻不到啊，再引用一下易X天的话(被殴飞)：“在洛阳，皇帝和百官的饮食起居甚至形同乞丐。曹操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果断地采纳谋士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想方设法把皇帝从洛阳接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县以后，立即就把自己的行辕腾了出来作为皇帝的行宫，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礼仪、礼节那是非常地到家……”

　　老曹可谓是拯救汉帝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汉帝也是相当地客气的。让我们再来看，如果按陈寿的说法孙策想怎么迎汉帝：“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同志们，许都是什么地方?那是天子所在，是国都(至少名义上是)，攻打国都，那是大不逆之罪!惊动圣驾，非臣子所为。如果孙策真的这样做，恐怕影响是很不好的。我认为有了董卓和袁氏兄弟前车之鉴的孙策是非常清楚在对待皇帝的问题上稍有不慎就会带来极恶劣的影响，他决不会轻易拿孙老爹流血流汗打拼得来的“汉室忠臣”的形象去冒险的。袁术称帝后他立刻与之绝交也可以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谨慎和有分寸的，而“袭许”实在是太冒失了，孙策何以会前后叛若两人呢?

　　所以我认为孙策“袭许”说是靠不住的，恐怕是世人牵强附会之谈，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曹氏集团为了给孙氏集团抹黑编出来的。也有人说这是孙策自己散布的谣言，为的是转移老曹的视线，但我认为这种观点也是靠不住的，这种谣言影响太坏了，完全可以编个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