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非常喜欢好名声，所以他将“宽仁”当成治国理念，处处打造自己的完美形象。

　　他认为皇帝要对臣子以礼相待，因此很会体贴臣子。有时宴请大臣，为了避免大家拘谨，他并不亲自参加，还特意传旨让大家多喝点儿酒，高兴高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甚至邀请大臣到中南海钓鱼，并让他们将钓到的鱼带回去，让家里人尝尝。他在外巡行，会专门请随行的大臣到行宫参观，还亲自当导游，遇到名胜就亲自指点讲解。文渊阁大学士生病了，康熙嘱咐他去泡温泉，还让他注意养生法则，少吃人参、不食生冷之物、多吃牛羊鸡鸭肉。

　　▼康熙曾举办千叟宴，被当时的文人称作“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就连对犯罪之人，康熙也很宽宏大量。某一年夏天，北京天气炎热，康熙下令改善被关押在京城监狱的犯人的待遇：狱中多放置冰水以降温，戴枷锁的犯人也要少戴点儿锁条，一些期限未满的枷号人犯也可以暂时释放，等三伏天过去再补全日子即可。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康熙五十二年，康熙下达圣旨：要将天下丁银(即所谓的人头税)固定在现在的数字上，以后再生人丁，免征银粮——这就是后人概括的“永不加赋”原则。

　　如此种种作为让康熙的好名声传遍了大江南北，从大臣到百姓无不对他交口称赞。然而，对封建帝王来说，好名并不是好事，好名过头甚至会给社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

　　为了做明君，康熙向百姓承诺要“永不加赋”。然而康熙在位时期并不太平，朝廷常有规模较大的战事，而打仗是要花大钱的;对各个地方来说，他们要担负兴修水利、赈灾扶贫等责任，也非常需要钱。但康熙从地方上收走了大半钱款，又不允许他们加赋，一些地方官府连维持正常运转都很难做到。

　　那怎么办?地方官员想出一个馊主意：收陋规。总督、巡抚收布政使、按察使的，布政使、按察使收道员、知府的，道员、知府则将目光盯向下属县令。县令也有自己的办法，在征收田赋时额外加征“耗羡”：老百姓交粮食的同时还要交“鼠鸟耗”(在运送过程中可能被老鼠或鸟类吃掉一部分的损耗)，交银子时必须加付“火耗”(从民众手中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整锭大银交给朝廷，熔铸过程中的损耗叫火耗)……康熙后期，各地征收的火耗，全国平均为30%～40%，山东与河南则达到了80%!

　　羊毛出在羊身上，康熙想减轻百姓负担，实际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这可能是他事先想不到的。然而，当大臣建议他将火耗明定标准、依规进行监督时，康熙拒绝了。他下旨说：加派火耗，地方官尽可以去做，别收得太多就是;至于要朕亲自下令加收，朕不干。

　　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康熙宁愿看着百姓沉沦在痛苦的深渊。他的“好名”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仁义的。顺治和康熙中前期，官场虽有腐败，但还可以收拾，假如康熙听从建议，将火耗合法化，并适度提高官员工资，官场肯定会清廉得多。

　　可惜这样的历史机遇被康熙错过了。康熙后期，从朝廷到地方，贪官遍地，遇到灾荒，老弱病残者只能等死，年轻力壮的人只能背井离乡逃荒，朝廷距离全面溃烂已经不远。

　　好名者必被名声所累，这一点，康熙也许到死都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