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常被认为在对待诸侯问题上至少错误有二：一是骄纵淮南王长、吴王濞等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采纳和贯彻贾谊、晁错等人削藩的建议。其实这些都是不能体察文帝所处具体时代的浮泛之论。

　　汉文帝在位之时，正值匈奴强盛，假如文帝真对诸侯大动手脚，内忧与外困必然使国家风雨飘摇，所以匈奴问题使文帝必然只能怀柔诸侯。加之，文帝时高帝刘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从文帝的一则诏书便可看出：“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至于如陈平、周勃、灌婴、夏侯婴、陆贾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谋。正是他们的合谋使吕后的阴谋不能得逞，同时也是他们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诸侯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周勃因拥帝登位功高而被封为万户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罢趋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极的人难免会行为出轨，汉文帝需要用诸侯来制衡这些势力强大的高帝旧臣。更有，当年高后死而吕产、吕禄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谋，也是因为内惧高帝老臣，外惧山东诸侯势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么可能骤然一味削藩呢?

　　与此同时，汉文帝也积极着手国内防御和削弱诸侯强国的部署。前元12年，贾谊上疏：“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建议文帝封亲子到梁、代等天下要害之地并扩大他们的领地，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在吴楚七国反时，这一部署发挥了关键作用，梁国成功地遏制了七国军队的前进。

　　“福由德兴”，汉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国家社稷之福，同时他本人由此赢得了千古赞颂，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国兴旺。同时，从汉文帝的具体实践，可见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对国家政治的有利影响，并且，仁德并不是懦弱无力，毫无原则，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决问题的“度”，它是事物达到最高和谐的手段和途径，汉文帝旧兼新以尽臣才，怀与安以置诸侯的成功治国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