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屡次“扩招”，不仅“扩招”，还推出“特奏名”等取才机制。 《燕翼诒谋录》卷一开篇“进士特奏”条就说得清清楚楚：“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故宋太祖赵匡胤初登宝座，就“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

　　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就颁布诏书，特奏贡士(科考落第者)马浦等106人，各赐本科出身。由此，“屡考不中者也可得到功名、享受国家俸禄”的“特奏制”成了宋朝的国策，一直延续至南宋。不仅如此，宋太祖还推行“堂吏用士人”制度，他以过去“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脏”为由，于开宝4年(971年)“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薄、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并将此策作为“开基立国之宏规”。这样一来“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不断扩招，虽造成公务员队伍臃肿、效率低下，加重了财政负担，但也有效地防范了“黄巢式”的落第秀才造反作乱。

　　与此同时，赵匡胤及宋王朝历代最高统治者还发扬光大了武则天发明的“殿试”，以进一步安抚和笼络读书人。

　　宋代科考屡次“扩招”，并推出一系列善待读书人的“重文轻武”制，真正目的就是笼络读书人，防止他们带头鼓动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