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美国社会学家库斯在天津做过记账式调查，市民的人均月薪是21块大洋，而来津务工的农民平均每人每月只能挣到9块大洋的工钱。双方的居住条件差别更明显：市民或有祖宅，或有自建的新房，至不济也能在大杂院或者多层公寓里租一间小房住;农民呢?如果住不进厂里的集体宿舍，那就要跟同乡们联手，在垃圾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起最简陋的贫民窟。

　　奇怪的是，虽然农民收入低，住得差，却比市民活得还要开心，因为他们的消费层次本来就低，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本来就少，只要不染上赌瘾，只要不患上重病，那微薄的工钱完全可以让他们活得志得意满，乐不思蜀。与此同时，市民却总是感觉到钱不够花，日子过不下去，活得越来越消沉。

　　1930年2月27日，《大公报》刊登了一位“白领”的家庭账本，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市民的生活情形之大略。先交待一下这位“白领”的背景：念过大学，在某公司做中等职员，月薪50块大洋。

　　严格讲，那会儿每月50块大洋不算高薪，因为当时大学教授的月薪在100块到600块大洋之间，知名作家如鲁迅、茅盾、张爱玲等人，平均每月也有几百块大洋的进账。不过跟大多数普通人相比，月薪50块已经相当了不起了。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提到上海绸缎庄高级账房的收入——月薪仅10块大洋;鲁迅小说《祝福》里的女主角祥林嫂在地主家里做女佣，一年工钱才12块大洋;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在北京拉洋车，吃最便宜的大饼，住房不要钱(住在车厂的集体宿舍里)，从不赌钱，从不嫖妓，从不花钱看病，结果呢?“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

　　那时候，天津老城区的宅院很便宜，上千块大洋能买四间瓦房;北京的宅院就更便宜了，几百块大洋就能买一所小型四合院。这位白领月薪50块，买房一定不在话下，可是他却没有买房。他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初生不久的女儿，可他仍然没有买房。

　　他觉得钱不够花，他的薪水勉强只能应付开支，绝不可能攒钱买房。下面是他每月的记账单：

　　“10块钱租了一层全楼，连了一盏25支光的电灯。”

　　“住的地方离公司远，天天要叫洋车，费3块钱车费。”

　　“衣服扯5块钱一个月，帽子、鞋袜都在内。”

　　“随便看一次影戏，或是同着邻居打几回搓麻雀，一块娱乐费也是要的。”

　　“肥皂、草纸、纸笔、理发……4块钱杂费尤其不能省了。”

　　另外他还要买米买面，买肉买油，要给女儿买洋奶粉，要和妻子去参加朋友的婚丧喜庆，要招待“乡下来的亲戚”，偶尔感冒一回，要买阿司匹林……“在市上看见了一对花瓶，买了回来，欢喜得了不得，供在台上，看着也开心，可是又花去了一元二角大洋”。

　　月底统计各项开支，他总会花出去50块大洋以上，结婚前积攒的四五十块大洋很快就没了。

　　他想到也许会生病，也许会失业，小孩大了要上学，家里开销只会越来越大，而收入却随时面临减少的危险，所以“他恐慌，他忧虑，他愁思，他终日仔仔地想到钱”。

　　“仔仔地”是方言里的语气词，表示特别强调，可见，他活得很焦虑，很紧张，很有危机感，跟当代中国大城市里的普通白领，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