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资治通鉴》卷七

　　公元前213年，秦朝下令焚烧百家书籍，其中儒家书籍是重点，李斯上书曰：“有敢偶语诗、书弃市。”谁敢谈论“诗”和“书”这些儒家典籍的，就要将其暴尸街头。

　　这对于儒家的代言人孔氏家族而言，是一大危机。反秦抵抗组织的成员，魏国人陈馀对孔子的后裔孔鲋说：“孔老，秦现在要灭掉先王所有的书籍，而您家的书籍首当其冲，悬啊。”面对友人的担忧，孔鲋倒是很淡定，说：“我做的尽是些没用的学问，了解我的是我的朋友。秦朝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我有什么危险呢?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化典籍藏起来，等着对它有需求的人出现，到那个时候，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孔鲋对自己与秦王朝的安全距离有一个清醒的把握，而把握的标准就是“无用”和“非友”。孔鲋把自己的学问打扮成“无用”，秦要用也用不上，秦不用也人畜无害，秦始皇没心思跟那些“无用”的东西过不去。因此，虽然朝廷在焚烧儒家书籍，但孔鲋却能将它们藏在家中的夹壁里，说明秦朝的搜寻不够严密，不够用心，因为觉得它“无用”。

　　而秦朝觉得孔鲋“无用”，也是因为不了解和不理解，即所谓的“非友”。孔鲋也不凑上去被秦朝理解，不是甘心于寂寞，而只想要保全，越被理解可能越危险。其实所谓的“坑儒”，多是卢生、侯生这些喜欢和秦始皇做朋友的术士和方士。

　　孔鲋正因为把握了这两点，因此能在秦朝历史文化大变局的时代，悠游于安全距离之内。然而，孔鲋又非贪生怕死之辈，他一方面命弟子叔孙通积极入世，而自己一旦等到陈胜吴广出来，也勇敢地投入农民起义的洪流，最后以热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