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帝王做同样的一件事，为同样的目的，甚至用同样的手段：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泰始皇打击六国贵族，汉武帝打击同姓王;秦始皇迁地方六国贵族到京师，汉武帝也一样迁地方富户到京师;秦始皇杀地方豪强，汉武帝也一样杀郭解等地方豪强;秦始皇打匈奴，汉武帝也打匈奴。为什么秦始皇所作所为是暴政，汉武帝就不是?为什么秦始皇是暴君，汉武帝就不是?

　　其实，一切皆因为评判者不同，致评判结果有异。首先评判秦始皇的是汉朝人(贾谊)，而不是秦朝人，而首先评判汉武帝的是汉朝人(司马迁)，而不是秦朝人。后朝评价前朝大多不会好，这是为证明自己合法性之必须，只有使劲地抹黑前朝，证明今朝最好、最优，才能争取民心。要是说前朝的好，让人留恋前朝，岂不是要鼓励人们“反清复明”?所以，汉朝君臣评价秦朝，大多不会好，要是曾经“苦秦久矣”，就更不会给好话。

　　而汉朝史家司马迁评当朝皇帝，就算因受宫刑心里不爽，也不好说露骨的坏话，这样，从最初始就少一点坏话流传的机会。而后世评价汉武帝，毕竟他不是自己一死，即国家大乱并亡国，也不好给太差的坏评。

   即便如司马光所说，“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将汉武帝视同秦始皇，但仍然一分为二地认为： “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皆出自《资治通鉴》)给汉武帝说了一堆溢美之词。

　　尤其是，评判秦始皇的是儒家，而不是法家，评判汉武帝的基本上是儒学出身的仕人，而不是法家。儒家与法家本来就是冤家， “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冯友兰语)，大有敌对之意。在战国和秦朝，法家春风得意，备受君王欢迎，而儒家作为复古的流派处处碰壁，成为世人眼里的“无用之学”，惶惶如丧家之犬。秦朝灭亡后，汉朝皇帝开始反思法家弊病，不敢大张旗鼓地推行法家，儒家开始慢慢得势，到汉武帝时，以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被推崇为独尊之术， “儒家”这才算是真正的得势于天下。

　　儒法矛盾，决定了汉初贾谊这些儒生对法家是没有好态度的，对采用法家而不采用儒家的秦始皇，儒家也是没有好态度的。在儒家眼里，法家本来就是卑鄙、粗野之流派，自然也就将秦始皇所作所为视为卑鄙、粗野之暴政。秦始皇已死，不可能从坟墓里爬出来抗议， “暴君”的帽子一戴就是两千年。而汉武帝是开创独尊儒术的人，自然更容易获得后世掌握话语权的儒生们的好感，不会给太差的评价。历史对两个其实都行暴政的帝王的评价分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