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止于一树下，曰：“此嘉树。”随行的宇文士及立刻附和，赞不绝口。太宗正色说道：“魏征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

　　这则故事相当著名，常被引用证明唐太宗“亲贤人远小人”。不过，一般人不知道，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下文。据刘肃《大唐新语·谀佞第二十一》记载，唐太宗的话一说完，宇文士及便赶忙叩头谢罪，说：那些大臣们总是在朝堂上“ 面折廷诤”，陛下您老人家常常低着头没话说。臣有幸伴驾左右，如果我都不说些顺从的话，陛下您就算贵为天子，又能有多大乐趣呢?于是“太宗怒乃解。”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就算他再有内心的道德追求，再有容人纳谏的雅量，也难以摆脱基于私欲之上的人性弱点;而这样的弱点又反过来会使其所标榜的道德追求变得口是心非起来。明乎此，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那些曾经令人迷恋的道德佳话，往往会有意味深长的“下文”，而正是这些“下文”，往往又会暴露出那些道德佳话的可疑之处。

　　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说：治理天下“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始，可以永固”，而陛下“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炀帝远矣。”唐太宗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

　　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了出来，说：“离乱甫尔，百姓凋敝，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

　　《新唐书·姚思廉传》记载，贞观六年初，九成宫修好后，太宗急欲巡行，著作郎姚思廉进谏说：“离宫游幸是秦皇、汉武事，非尧舜禹汤所为。”太宗解释说：“朕尝苦气疾，热即顿剧，岂为游赏者乎?”赐给姚思廉帛50匹。另据《大唐新语·极谏第三》记载，监察御史马周也上疏说：“上皇尚留热处，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之道，臣切不安。”太宗同样予以表扬。不过，表扬归表扬，唐太宗还是在春暖花开的三月份浩浩荡荡地去了远在宝鸡的九成宫，一直在那里疗养到十月秋尽。

　　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这使得千百年来被称颂为“ 明君”的唐太宗，多少暴露出其矛盾、纠结乃至虚伪的一面。或许，某种程度上讲，“虚心纳谏”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唐太宗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半是自欺、半是欺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