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创立十三州，作为监察区域;至东汉灵帝时，黄巾军起，南阳太守刘焉“以为刺史威轻……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于是改州刺史为州牧，并行使行政大权，地方政区亦由此变成了三级制，刘表是荆州牧，刘备是豫州牧，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此时的“州”幅员广大，譬如蜀汉一国，其实只及汉代的一个益州，换句话说，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之后，后主刘禅确实也没啥事可做了。

　　话说回来，上海滩的“南京”路虽多，却未能穷尽历史上的南京名称。758年，唐代以江宁位置重要，取“升平之地”之意改置“昇(“升”的繁体字)州”，但如今沪上并无“升州路”(不过南京还有)。

　　再说到“昇州”之“州”，在中国的地名变迁里实在是个有趣的物事。自古就有九州的说法，但“州”真正在政区里出现则要到汉代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二级政区制度，汉代因之。西汉武帝创立十三州，作为监察区域;至东汉灵帝时，黄巾军起，南阳太守刘焉“以为刺史威轻……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于是改州刺史为州牧，并行使行政大权，地方政区亦由此变成了三级制，刘表是荆州牧，刘备是豫州牧，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此时的“州”幅员广大，譬如蜀汉一国，其实只及汉代的一个益州，换句话说，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之后，后主刘禅确实也没啥事可做了。

　　可能出于限制州牧权力这个考虑，加上国家分裂，割据政权各行其是(譬如三国魏吴都设荆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越来越多，辖区倒是越来越小，到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陈加起来，居然已经有253个州，而下一级的郡不过698个，基层的县亦只有1562个。这实在是机构臃肿到不能不改的地步了，隋代平陈后罢天下诸郡，等于是把州降级到原来郡的地位，隋炀帝干脆又把州改名为郡，绕了一圈又回到秦代的老路上去了。唐代沿袭隋制，但中央直接管理几百个州实在过于困难，唐太宗就苦于记不住各地长官名字而将其写于屏风之上，中唐之后，遂又变成道州县三级体制。

　　虽然州在唐代的地位下降，但对中国地名却影响深远。不像秦汉的郡名毫无规律，唐代州名整齐划一，一律是单字加州，许多名字今天也是广为人知的。比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以及闽粤两省的省会福州、广州;而“扬州”也是在唐代从九州中泛指长江以南搬到了今天的江北。

　　但唐代的州制也有例外，自从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把国都雍州(今西安)升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今洛阳)升为河南府后，“府”俨然就成了拥有特权的州。到宋代就出现了“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府都由州升迁而成，等级均为上州;比如南宋的“行在”杭州升为临安府。好名字自然人人向往，于是府就变得越来越多，到明清更是成为主流，故此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

　　“州”之变为“府”，对于政区本身无甚影响，对地名而言却是大混乱。府名通常都是二字，于是需要重新起名，比如益州改作成都府，并州改为太原府。但有些时候新的名字又不见得比旧有名字顺耳，更多的情况是懒得取新名字，结果在明清时期就普遍出现了先从“苏州”改成“平江府”，最后又改成“苏州府”这样叠床架屋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