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为了游玩和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征调一百多万民工，历时六年，修建了一条东北起自涿郡，东南到苏杭，全长四千多里的大运河。

　　改善交通，沟通南北，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

　　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

　　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众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期间，虽然在疆域上实现了天下一统，但是北方与南方事实上仍然是貌合神离。毕竟南北两地已经分裂隔绝了三百多年，历史刻下的伤口虽然已经停止了流血，但是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那道无形而巨大的裂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表面上的统一所缝合。这种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严重削弱了一个统一国家所应具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而京师长安则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应时，不但已经贻误了战机，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所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结合部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就是势在必行之举，是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之计。一旦迁都洛阳，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不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也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所以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