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史料表明，慈禧是否对自己的作为作过反省。但从1898年同意光绪进行国家改革这一点来看，她还是乐意让自己的外甥带领国家走向强大的。一句话，自己去日无多，而此前诸多对外战争的失败，内部反抗的有增无减，作为清朝皇室的她也不想让天下颠覆。但造化弄人，慈禧最终在患得患失中倾向于重新收回权力。

　　甲午战争中，光绪帝主战。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认为“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7月24日，光绪谕示李鸿章切勿贻误军机，并多次下令加兵筹饷，试图制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他个人认为，李鸿章没有听取谕旨，结果“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势接连攻下九连、凤凰诸城，后马上侵袭大连、旅顺，最后占据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海军覆丧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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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认为李鸿章作战不力，授意王文韶接替李鸿章直隶总督职位，命李鸿章往日本议和。战场上不得力，议和自然是任人鱼肉。光绪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之时，用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戮力一心，痛除积弊，兴革自

　　国难当头，如果慈禧放手让正值壮年的光绪锐意改革，清廷也许会获得一丝转机。1898年，光绪已经二十七岁。慈禧夺权发动“辛酉政变”时，三个主要人物都同样风华正茂：慈安二十五岁，慈禧二十七岁，恭亲王奕三十岁。不少史学家认为，戊戌年慈禧准备放手让光绪改革，是想让一部分人“先跳出来”，然后再“秋后算账”。但从逻辑上仍然有一种可能被忽视了：1898年的光绪让她想起了辛酉年的自己，她考虑过让光绪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危局，自己乐享晚年。

　　1898年，慈禧对光绪的意见变成了“凡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从中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信息：她也在寻求变化。

　　这个表态等于是首肯了光绪的改革。光绪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向中外正式宣布了变法革新的宗旨，表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明定国是诏》中提出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与慈禧“不违背祖宗大法”的要求是符合的。

　　然而，在实际施行中，微妙的矛盾最后产生的激变，又岂是一两句“根本”之言所能概括的。

　　光绪一度向慈禧摊牌要权，只是表面强硬，内心深处，还是对对方畏惧不已。1898年春，光绪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维新派成立的“保国会”，阻止了顽固派对维新派人士的迫害，“决意变法”。

　　光绪孤注一掷，通过当时代替奕訢主持清廷政务的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这是光绪自当上皇帝以后，第一次公开向慈禧要权，而且态度相当强硬。但如果光绪的内心像表面一样强大，就不会像他的亲信恽毓鼎在其所著《崇陵传信录》中说，“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慈禧通过对其宠臣荣禄的任命，牢固地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军事力量。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光绪的御令大多如泥牛入海，全国改良性诏书遇到地方顽固势力的抵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本不理睬御令，上面下旨催问，浑然不睬，置若罔闻。究其原因，还是对光绪能力的不信任，不看好其政治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