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按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福。在魏晋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王法对下里巴人犯罪是实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标准可不是2000元，而是两把稻草的。南朝齐孔秀之当吴县县长，县里有个10岁顽童偷割了邻居田里的一把稻谷，吴县长特别“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签单拿人，有人劝曰：懵懂小儿，当以宽大为怀啊！王县长就训了此人一顿：“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咔嚓”，把这“小蟊贼”给杀了；北魏李洪之当秦、益两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条“禁令”：凡带刀行者与抢劫同罪。行人带刀就是起了杀心，起了杀心就该杀头，“咔嚓”，“咔嚓”，“咔嚓”，一杀就是三四百，据说这里“治安状况”特别好了，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零容忍”还真是“成效显著”。

    有对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晋南北朝，当上了官，那么就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够坚持“绝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好处全得，有坏事全无，这样当官的“好”时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发明了“连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这个连坐法的条文里，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连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当”的，到了这时期，世族长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据说这个问题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刘宋朝“高层”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调研与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连坐。如犯罪非常严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让奴婢去顶。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头，应该说是他们的“副职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让二把手三把手把责任担当起来，以示负责，表明了“以法治国”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