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是溥仪的祖先当年曾经驻留的“帝京”。不过1931年9月的沈阳气象已经完全不同。沈阳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都市，人口70万，城市规模、功能与北京、上海、天津相比还略逊一筹，但已是中国当时的第四大城市，气象繁华，各国人流熙来攘往。“原因就是国际化程度高，说句实话，比起现在的沈阳都要更国际化:当时领事馆有16家，侨民有30余万。火车直接通往国外。”辽宁社科院专门研究30年代东北历史的研究员张志强介绍。

　　当然，所谓国际化，并不仅仅是硬件，更多的是市民心态。9月16日《盛京时报》的一条花边新闻评论了“近来沈阳青年男女受欧风西化之影响，皆醉心男女欢合事，尤以学校男女学生为最多。每年临时快乐的父母，用敏捷毒辣的手段，导致婴孩死亡，其数目不可计算。”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大字的“弃子”。沈阳正为它的国家化欢喜而烦恼着。

　　与东北其他城市相似，沈阳奉行的是二元*体制: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后，以满铁附属地为名，管辖着自己占领的区域;张氏政权在另外的区域忙于建设:从交通、城市规划、商业、教育等方面野心勃勃地制造一个繁华的都会。也许就是双方的竞争之心，才造成了沈阳飞速的发展。

  “按照现在的说法，张氏政权搞了不少开发区。”张志强说。张作霖和张学良长年聘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市政规划人员和建筑师在沈阳破土动工，先后建设了大东新市区、惠工工业区等。“里面的建筑群落全是欧洲风格的，你看老沈阳北站，高穹薄壳，现在也不落伍。”车站外是笔直辐射出去的大道，旁边是高大的树木。完全欧化的新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