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中，以蜀国人才最少。袁子说过蜀国“小国贤才少”、“良将少”;孙盛指出“蜀少士人”;陈寿在谈到蜀国人才情况时说到“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习凿齿在对诸葛亮杀马谡时，所持有的“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观点，也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再回想一下当初六国之中秦国不是僻陋一方，才少上国?李斯的《谏逐客书》已经说得好清楚，《谏逐客书》译文“我听说官员们在商议驱逐客卿的事，臣私下认为这样做错了。过去秦穆公求士，在西边从戎那里得到了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来蹇叔，在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并不生长在秦国，可穆公重用他们，结果吞并了二十个小国，使秦称霸西戎。孝公推行商鞅的变法之策，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风俗，人民因此殷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甘心为国效力，诸侯各国归附听命;又大败楚、魏两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还巩固地统治着。

  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连横之计，攻占了洛阳一带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获取了上郡，往南夺取了汉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东占据险要的虎牢，占领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都向西事奉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雎范，废掉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增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诸侯，使秦成就帝业。这四位国君，都是由于任用客卿而获得成功的。由此看来，客卿们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闭门不纳，疏远外来之土而不用，这就不会使秦得到富强，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威名。

　　《谏逐客书》首先历叙自秦穆公以来历代国君，任用了由余、商鞅、张仪、范睢等外来人物担任丞相等要职，这些人真心实意为秦国建功立业，为秦国的富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足见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国。如果对外来者一概排斥不用，必将被其它国家收用，其结果必然不利于秦，所谓“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所以“僻陋一方，才少上国”不是人才少的原因，原因是因为当时三国人才流动少比不起当初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的文化思潮多样化，有“诸子百家”之称，儒墨并为显学，道名互为辩驳，纵横家煊赫一时，法家后期一枝独秀，而儒家墨家兼人济世，道家飘然出世，名家出于道家而自困于逻辑，所谓钻牛角尖者也~最为功利的当属纵横家和法家。乱世之中，以功利为先，故苏张之辈并显用于世，吴起商鞅并至宰相，如范睢李斯之辈，以策干秦，朝穷困而暮掌权柄，如此者多矣，是当时的文化氛围使之然也。

　　为什么之后没有了这种文化?残汉三国时期继承的是两汉几百年以来的经学文化，自从汉武帝纳董仲舒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为汉相者，屡见不鲜，并且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儒家学说的“家学”，即世代相传的学问，儒者世代以儒学为业，强调的是于君忠，于父母孝，于兄弟悌，于朋友义。

　　所以“蜀中缘何无大将”是因为历史背景做成的，这些后来好多人才碌碌无为一生，“君择臣，臣亦择君”，其中的“君择臣”在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不足为奇的。而“臣亦择君”，却难能可贵。正是这个“臣亦择君”;造成了三国时代前期的局面。可惜后期再好少见“臣亦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