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由文人主导的朝代。由于历代皇帝均刻意提倡文事,选拔孔儒出身的官员,所以官场的文化气息非常浓郁,很多官员同时也是享誉一方的学者,极富名望的诗人。可这些饱读诗书的风雅之士为官,却没能消除历代官场奔竞阿谀的痼疾,此类风气有增无减。

　　早在宋初,太祖朝的名宦陶穀,堪称文坛好手,曾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宋太祖赵匡胤受禅之时,因没有来得及准备禅文,正焦虑间,置身阶下的陶穀赶忙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禅让诏书,交给赵匡胤化解危机,陶穀此举,无疑是希望借机博取上位而已。又如当时科举出身的宰相冯道,则更是经历四个朝代,且代代显达,至其死后仍遭人嘲讽,认为其足已“与孔子同寿”。

　　从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时起,官场奔竞恶习全面抬头,致使真宗皇帝不得不于咸平二年(999)专门下诏,令“百官比周奔竞有弗率者,御史台纠之”。但是此法并没有能够遏制住这股势头。

　　及至宋神宗时期,有一大批官僚,借着变法之机,附和新法,投靠执政的王安石。史书记载说,当时的官员们找王安石办事,“有日至而夜不出者,有间日而至者,有安石据厕而见之者。”有个叫崔公度的小官,为得到升官机会,特献《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一文以邀功,甚至王安石上厕所亦尾随,轻执安石衣服尾带,王安石大惑不解,他反倒落落大方言道:“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尔。”真是无耻至极。

　　到了宋哲宗元祐以后,官场的奔竞习气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蔡京东山再起,以童贯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师成为后台。王安中作诗吹捧梁师成,“师成读之,大喜”,“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李邦彦因为讨好宦官而平步青云,直至拜相。

　　南宋时,宋高宗朝的权臣秦桧,孝宗朝的权臣赵汝愚,光宗、宁宗朝的韩侂胄,以及后来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无一不是官员们争相投靠的对象。特别是秦桧执政时,很多官员入其门庭,“凡投靠者以皋、夔、稷、契为不足,必曰‘元圣’”。秦桧则来者不拒,“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而韩侂胄时期,有官员为了巴结他,不惜学狗叫。有个叫程松的,为讨韩侂胄的欢心,甚至甘愿将自己小妾献出,并为其取名“松寿”,取祝愿韩侂胄长寿之意。

　　更为滑稽的是,整个宋朝,因为奔竞,官员们还发明了不少新的官场专用语。“托身之初,腹心尽布”,这叫作“纳忠”;“被用之始,先加约束”,这叫作“受记”;“前出某氏之门,一不满意,又转而之他”,这叫作“投换”;“阴与之合,而阳背之,以陷害异己,使之不测”,则叫作“摆踪”。总之,赵宋一朝,诸如此类的荒唐言行,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