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印刷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两者相互激荡，便促成了一个繁华的书业市场，同时也催生出防不胜防的盗版现象。苏轼的作品是盗版商盯住不放的，东坡先生为此颇为苦恼：“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苏轼集》卷七七)书商逐利，未经苏轼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发行，苏轼曾想到将雕版追缴来销毁掉。

　　朱熹也有被盗版的遭遇，他的著作的《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朱文公大全文集》卷五五)。为了对付盗版，朱熹干脆自办书坊，即开了一间民营出版社，刊印和发行自己与友人的作品，不过因为经营不善，书坊后来便倒闭了。

　　有意思的是，盗版的盛行，又促使宋人产生了反盗版的知识产权意识。苏轼与朱熹都想“追毁”盗版书，便是知识产权意识的萌芽。为避免因为被盗版而发生经济损失，宋代的出版商在刊印书籍时，通常要印上版权页——“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叶德辉《书林清话》)。

　　这个“牌记”，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版权声明等信息，类似于今日书籍的版权页。如南宋绍熙年间，眉山程氏刻印的《东都事略》一书目录后便有一长方牌记，上书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 所谓“已申上司，不得覆版”，就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意思。

　　“已申上司”四字，还透露出宋代出版人可以向政府申请版权保护的信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清代的大藏书家叶德辉说，“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也就是说，中国从宋代开始产生了版权保护法。来看一个例子：南宋淳祐八年(1248)，罗樾欲刊印段昌武编著的《丛桂毛诗集解》，作为出版人的罗樾与作者的侄子段维清(当时段昌武已去世，著作权由其家属继承)向国子监申请了版权保护令：“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今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

　　宋朝的国子监兼辖全国图书刊行，相当于教育部兼出版总署。应罗樾与段维清之请，杭州国子监便给印刷业最发达的两浙路、福建路运司下发了通知，要求两路转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版劈毁，断罪施行”。(叶德辉《书林清话》)

　　朱熹的外祖父祝穆编印《方舆胜览》，也向政府提出了版权保护申请：“(此书)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冶施行。”

　　宋政府即“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指有盗版嫌疑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祝穆将这一版权保护令附录进《方舆胜览》自序中，以警告盗版商。按照保护令，《方舆胜览》版权人如果发现书坊翻印盗版，即可向官府陈告，要求政府出面“追人毁版”。

　　十八世纪初英国颁发的《安娜法令》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但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确信，宋代已经出现了保护版权的法令，只不过政府并没有专门订立一部成文的版权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