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得势的“偏房”，总是比“正室”更擅于权术。因为“偏房”们能够掌握多大的权力，并不是取决于制度的规划，而是高度依赖于私人的隐权力资源，比如是否得到人主的宠幸、太监的配合、羽党的拥戴。严嵩要在朝廷上呼风唤雨，唯有绞尽脑汁为修道上瘾的嘉靖皇帝写“青词”(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后来徐阶取代了严嵩地位，也是因为“青词”写得比严嵩好;张居正欲把持朝政，就不能不勾结司礼监太监冯保。

　　太监之所以成为权臣巴结的对象，是因为在明代的权力结构中太监处于要害位置。虽然明太祖朱元璋曾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靖难”事变之后，篡位的朱棣猜疑官僚系统，任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遂成废话。

　　明中叶以后，皇帝又让司礼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之权——这是因为明代废了宰相，皇帝却越来越不成器，沉迷于声色犬马，不理国政，只好将批红的辛苦活计交给身边的太监代劳，于是在明代的权力链条中，太监成了内阁学士的上线，“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即太监)”。继东汉、晚唐之后，太监乱政集团这一沉睡多年的怪兽，又被明代的独裁君王所唤醒，在失衡的权力系统中再一次张牙舞爪、咬牙切齿。

　　但我们从名分上来看，不管是“赫然为真宰相”的阁臣，还是被谀为“九千岁”的太监，都属于典型的“偏房”得宠，权力难以获得正统的认可。对他们而言，人品与政声如何，姑且不论，权力本身就构成他们的“原罪”，权力越大，罪名也越大，终有一天要身败名裂。

　　朱明政权灭亡后，其基本权力结构为清代所承习。清廷没有再置宰相，继续保留内阁体制，同时将内阁大学士的官阶提至一品，并正式授予大学士在名义上“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的职责。换言之，明代的“偏房”在清朝已扶为“正室”，从前的副权力系统已演化成正式权力系统了。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内阁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清代的君主在为内阁大学士追认名分的同时，又另外置立了一套副权力系统——先是康熙皇帝设“南书房”;随后雍正皇帝在“南书房”基础上，创建“军机处”。严格地说，“军机处”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并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门，不配置府衙，也不设正式职官，而是由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大臣奉特旨应召，以“值日”、“兼职”的名义，入值当差，供皇帝顾问。也就是说，军机处大臣(俗称“大军机”)尽管参预机务，权柄极重，但皇帝并不打算赋予其正式的宰辅之权，他们的预政大权只能说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权力。

　　军机处取代了内阁，成为清代实际上的权力中枢。那些在军机处抄抄写写的所谓“军机京章”(俗称“小军机”，指军机处办事员)，虽然官不算大，但他们经手的都是上谕、奏章等机要文书，这些信息优势是可以转化为隐权力的。因此，即便是封疆大吏，也要贿赂他们，比如离京时向他们致送“别敬”，每年还要送上“年敬”、“节敬”，以期得到他们的关照。

　　一些得到军机大臣赏识、倚为心腹的“小军机”，隐权力更是炙手可热，且看一个例子：晚清有名的大吏刘坤一欲到江南当总督，因担心慈禧太后不允许，便想走军机处大臣荣禄的门路。但荣门不得而入，只得拼命巴结荣禄的亲信、军机京章连文冲，但连京章也不容易结识，刘坤一登门拜访了两次，都见不到人，不得已，又辗转求连京章的幕友某人代为牵线引见。结果这幕友以连京章的名号，讹诈了刘坤一四万两贿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