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一：好大喜功。这是开国之初皇帝的通病，当了天下第一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得来易如反掌。秦始皇太自负了，焚书坑儒得罪了精英集团，大兴土木动摇了民心基础，双拳出击伤及了经济命脉，仍然沾沾自喜不思悔悟，从而种下苦果。

　　学秦始皇最像的是隋炀帝，一个修长城一个修运河，一个两次出兵五岭一个三次出兵高句丽，割裂看都不是大问题，但载入历史空间内，就成为亡国的先兆。

　　原因二：谏臣凋零。唐太宗本来也具备秦始皇的做派风格，但他有两个敢说话劝谏的人，一个是长孙皇后，一个是魏徵。秦始皇没这么好运气，在赶走吕不韦和幽禁母亲之后，秦始皇身边只有蒙恬和长公子扶苏敢劝言几句，结果全都安排去守边疆，说法上可以认为是特意栽培，让他们手握重兵集团，但实际上造成群臣噤若寒蝉，一个个都学会曲意奉承，一个没有直谏言官的王朝，注定不能长久。宋朝和明朝出了不少昏庸的皇帝，但他们对言官还算不错，只打板子不动刀子，多多少少还能听到几句真话。

　　原因三：猜忌多疑。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职业，同时也是最危险的职业，时刻需要防范被人抢去宝座，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养成了喜怒无常的坏毛病，一会看谁都像亲人，一会看谁都像敌人，身边的大臣都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觉，能够屹立不倒的，必定是八面玲珑的墙头草，善于察颜观色瞅准风向，这样的人即便不是奸臣，也不可能死心踏地当忠臣，比如李斯，在矫旨篡位中起到关键作用。

　　原因四：奉行苛政。大秦立朝之前，从商殃变法开始就以苛政着称，天下太平后没能及时修改国策以安抚民心，在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劳役负担下，出现陈胜、吴广统领的“暴民”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