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充斥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等书籍，以及大学课堂和相关教科书中。直到今天，这种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只要浏览一下包括一流大学在在内的名目繁多的有关“国学”讲座所排的课程表，便一目了然。但是，经相关专家考证，查遍迄今所见董仲舒的著作和相关史料、文献，均没有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或记载。

　　文化专制不同于政治专制。因为政治专制可以禁锢、扼杀人们的手脚和整个肉体，但文化专制却顶多只能禁锢人们的口和笔，却永远禁锢不了人们的思考、思想。所以文化专制从一开始就行不通。汉武帝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就是证明。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前179-前122年)，就公然驳斥“儒术”而崇尚道术;就连汉武帝本人对“儒术”也并不那么热衷，而是几乎一生都迷信神仙方术。当在朝的文化人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而精心编造某种学说而大造舆论时，而在野的民间学术文化，却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方向潜流、涌动着，并随着时局的动荡及其所造成的空隙，忽高忽低、波浪式地冲击着所谓主流文化。诸多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说明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史实。

　　诸多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说明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史实。因为即使在汉武帝在位(前140-前87年)期间，“儒术”以外的其它学术比如神仙方术，术数等等，不仅照旧存在和发展着，而且比先秦发展得还快。另外，直到汉末，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冶炼、酿造、交通等等，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建树卓越的专家、学者。

　　总之，在汉武帝及其以后的汉代三百多年间，无论是包括神仙方术在内的异端邪说，还是重在实用的各种学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很多领域，成就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这一史实表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

　　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宇宙论图式。利用和改造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极力建构一个可以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根据的系统而完整的宇宙论图式。并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并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把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又彼此影响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他的理论核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董仲舒建构儒家式的宇宙模式，最终在于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至高无上进行论证。又对“天”进行了神秘主义论述。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君权神授，皇权又要受到“天”的制约。提出了“三纲”(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造。 。

　　由此亦可见，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实乃无稽之谈，他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也吸收了法家、墨家、阴阳家的一些先进思想。如果说集百家之长，成于一家也算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里的“儒术”本就是百家，又何谈罢黜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