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德写罢，递与诸葛均收了，拜辞出门。均送出，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别。方上马欲行，忽见童子招手篱外，叫曰：“老先生来也。”玄德视之，见小桥之西，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蔽体，骑着一驴，后随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转过小桥，口吟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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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顾茅庐”这事确实是真的，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交代：“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也有交代：“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演义》更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一番，从第三十六回到第三十七回，足足写了数千字，各种文学手法纷至沓来、精彩纷呈，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三顾茅庐”，《三国演义》的精彩要打不少折扣。

　　为什么要把史料上不过二十个字的记录写得这般细致入微?表层原因很简单，小说家就是想要吸引读者，所以大费笔墨;技术原因也不复杂，对史上最牛军师出场前进行铺垫、衬托、增强悬念等。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小说第三十五回，刘玄德跃马檀溪之后，扣人心弦的追杀情节一过，峰回路转，画面忽然变得优美、恬静、闲散。在山林幽深处，刘备遇见了松形鹤骨、弹琴自适的水镜先生，完全进入了另一种境地，实际上也是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领域——隐士文化、高士文化。一向主张积极入世，要伸张正义于天下，一生为了这个目的四处奔波、呕心沥血的刘备与超然世外的隐士文化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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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并不着急写刘备寻访政治军事能人诸葛亮，而是先让他和一帮闲来无事的隐居者相遇，并与之发生不算太激烈的摩擦。例如，一顾茅庐时，刘备在林间遇见崔州平，后者反对出来承担世务，若不是刘备度量大，估计会吵起来;二顾茅庐时，在风雪小店中遇见石广元、孟公威，刘备被这二位很委婉地下了逐客令：“明公请自上马，寻访卧龙。”接下来遇到的诸葛亮岳父，也是个骑驴赏雪的闲人。

　　为什么要安排刘备见这些个与治国安邦毫不相关的人物呢?这种写法其实是为显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表明其既有积极入世的一面，也有高隐山林、独善其身的一面。三国文化也不只有征战沙场、足智多谋的一面，还有飘逸慵懒，清高超脱的一面。不管是什么时期，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都会表现出这两种精神面目。这样的三国，才是一个全面而多元的三国。 

　　总而言之，这是中国人对于人生和历史的一种态度，即进得去，出得来，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来从另一个高度看问题。这种一出一隐的智慧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事实上，当时的南阳就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只不过储备库里的人才往往又以隐者的面目出现。刘备碰到的那些闲散高人，既是隐士，同时也都是能治国安邦、行军布阵的人才，例如诸葛亮、庞统、邓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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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文化往往是一种精神的两个面，出世也好，入世也好，都保存一种高尚的精神。

　　关于这些隐士的情节，正好呼应了前面那首词(尽管是后来加上去的)所描绘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文化的传统，既有英雄主义的激昂，又有看淡风云、我自潇洒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