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二年，对金持强硬态度的李纲、宗泽或罢或逝，黄潜善、汪伯彦专权，“无复经制两河之意”的宋高宗驻跸扬州，日日声色犬马。而皇帝的巡幸东南，给了恰好知扬州的吕颐浩参政中枢的机会，得以“除户部侍郎兼知扬州，进户部尚书”。

　　虽然身处宰执的黄、汪二人“偷安朝夕”，吕颐浩则对金军或将入寇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上边事备御十策》中认为金人“秋冬之间，南牧必矣”，但夜夜笙歌的高宗与其执政集团依旧是“庙堂宴然，殊不为备”。

　　果不其然，金军本着“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的目的，于建炎三年大举入侵，此时“恃和议”的黄、汪二人毫无对策，致使高宗唯有车驾南渡镇江，吕颐浩于此时“叩头愿且留此，为江北声援”，并认为“不然，敌乘势渡江，势愈急矣”。

　　但吓破胆的高宗(因此失去生育能力)则以“钱塘有重江之阻”为由，自镇江南逃往杭州，而任颐浩江淮两浙制置使，金人退去后则改江东安抚、置制使兼知江宁府。恰在此时，明受之变发生。

　　是时，“入内内侍省押班康履颇用事，妄作威福，诸将多疾之”，加之禁卫亲军以赏薄为怨，遂在苗傅、刘正彦的带领下群起叛乱，斩签书枢密院事王渊，要求隆佑太后垂帘听政，并强迫高宗传位于三岁的太子，改元“明受”。

　　吕颐浩之子吕抗在接到改元之诏后认为“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尘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逊位于幼冲乎?灼知兵变无疑也”，赞同此论的吕颐浩随即寓书张浚，相约讨贼。此时内有朱胜非委曲调护的协助，外有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一班文武的助阵，吕颐浩“披甲立水次，出入行阵，督世忠等破贼”，史称“颐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夹到耸观，以手加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