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大唐盛世由盛转衰主要是因为唐玄宗个人的原因，今天我们就客观地来看看，为何说唐玄宗拖垮了大唐盛世呢?这个罪名为何是扣在一代帝皇唐玄宗身上。

大唐盛世的风采不再依旧，一是自开元十七年张说等人奏请以玄宗生日为千秋节始，个人崇拜之风开始抬头并愈刮愈烈。到开元二十四年千秋节时，宰相张九龄别出心裁，没有送银子，没有送珍奇，也没有送时髦的铜镜，而是把历代兴废之道编到一起，名为《千秋金镜录》，进献玄宗。

对这种婉转讽谏的方式，玄宗表面接受了，但三个月后，张的相职就被无情地罢免。这一结果的导向作用，对官场中人而言真是太浅明了。自是以后，就言路依稀、颂词满天谀声遍地了。

二是玄宗在后期“恣行宴乐”的同时，把朝政大权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小人，致使朝纲紊乱，人心浇离，政局日坏。李林甫盘据相位十九年之久，“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以甘言而阴陷之”，以至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司马光认为，正是这样一个蛇蝎小人，终于“养成天下之乱”。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更是一个善于“窥探君意好恶而迎合之”的奸佞之徒。他担任相职后，牢牢地把住朝廷的财权和用人权，还身兼40余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搞得满朝乌烟瘴气。他看到暮年的玄宗喜欢财利，于是“大事搜刮”。司马光认为，正是这样一个贪吝之徒，“厚敛以怒天下，终成其乱”。

《旧唐书》的作者也认为是玄宗的“用人之失”，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唐盛世拖垮了：“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宝以还，小人道长。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荣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明哲于是乎卷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谋之不臧，前功尽弃。”诚哉，斯言!

览唐玄宗一朝的盛衰巨变史，不能不使人想起《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名言，也不能不使人想起《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告诫。

唐玄宗一朝的盛衰巨变史，不能不使人想起《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名言，也不能不使人想起《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告诫，所以，把大唐盛世的衰亡原因扣在唐玄宗身上也是情有可原的，玄宗也并不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