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即使没有朝廷大力号召，男女都很自觉地晚婚晚育，堪称一大历史奇观。说到底，这一切都是科举惹的祸。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宋朝是建立在五代十国的废墟上，赵匡胤从心眼里深深地对习武之人感到威胁。因此，赵匡胤大量地重用文人。

　　首先，宋朝实行高薪养廉政策，把公务员的工资拉到了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企及的最高点，而且逢年过节大发福利，碰上三伏数九还有额外的“劳保”。其次，宋朝有高薪待遇，却没有严厉的监督惩罚体系，事实上宋朝的国策还对官员的腐化持纵容态度，即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官员犯了法也不会有过重的刑罚。再次，宋朝的官员数量异常庞大，常常一个官位有两三个人同时担任，这样就为更多的读书人进入官场提供了便利。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宋朝的文官比武官地位高。

　　宋朝的官员生活如此安逸，于是，男人们都把金榜题名作为自己的终极奋斗目标，那时的口号是“先立业，后成家”，只要考中了进士，一切就都会有的。但是，宋朝的乌纱帽就算再多，也经不起全天下的男人去抢，成功的永远是极少数。由于男人们都在忙考试，这就造成了许多男子“壮年未娶”，一个个都成了“剩男”。

　　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在讲到婚龄时曾说：“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耳，过此则为失时矣。”按照这种标准，宋朝的男人很多都是“失时矣”。

　　说完了男人，我们再来看看女人。做官的那么吃香，女子们当然挤破了头也要做官太太。这就造成了宋朝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榜下捉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发榜的日子，全国各地的官僚地主们大清早就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上路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说是选择，实际上就是抢，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之九”。

　　在宋代史籍中这类记载屡见不鲜。仁宗时，翰林学士胥偃初会欧阳修，便“一见奇之”，认为“子当有名与天下”，待欧阳修“登弟，及以女妻之”;神宗时，蔡卞“登科宰相王安石马上妻以女”。和乌纱帽市场一样，进士女婿市场也是供小于求，货源奇缺，所以能抢到好女婿的也是极少数，抢到的自然欢天喜地，抢不到的怎么办呢?等。为了过上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不在乎多等两年。就这样，去年等，今年等，终于等出了一批“剩女”。

　　除了眼光高的原因外，当时婚嫁费高涨也是“剩女”高产的原因之一。宋朝因为商品经济发达，整个社会呈现一派崇尚奢华的不良风气，“风俗奢靡，日甚一日”。娶妻嫁女是人生中的大事，加上宋朝女子离婚要被判罚入狱，所以从一而终的婚姻比唐朝要多得多，这就迫使婚嫁费一路高涨。此外，榜下捉婿的盛行造成了一个强势的卖方市场，进士们纷纷“娶妻论财”。

　　如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一次就“得奁具五百万”，顿时“花穷薄为富豪”。当时就连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料钱。而作为不是皇亲国戚的普通人，为了招到一个好女婿，很多人都是举债办婚，真是“富了一个女婿，穷了一帮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