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长篇白话小说、万历丁巳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将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世贞全集》第四辑“评点、遗失及存疑之作”，这意味着围绕《金瓶梅》作者究竟是谁的结论向着“王世贞说”迈进了决定性的一大步。

　　据悉，“《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是上海交大古代文学学科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主持人、上海交大人文学院许建平教授告诉记者，他带领的项目团队凝聚了国内王世贞研究最主要的学术力量，子课题负责人分别是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明清文史研究专家。

　　王世贞究竟何许人也？他是江苏太仓人，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文坛领袖，曾主持文坛40余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许建平说：“王世贞著述之丰富为中国古今第一人，但我们对这位大家的研究还不够。

　　目前所知其著述约达301种、4268卷，散存于世界201家图书馆，至今尚无全集，且文章90%以上还没有标点。其著述资料的浩博和散乱给国内外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不仅导致了王世贞研究的片面、缺失，也造成了明清文学史学研究的某些缺憾。”

　　在许建平看来，王世贞研究中必须触及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是王世贞与《金瓶梅》著作权的论争。《金瓶梅》出自谁手，“兰陵笑笑生”究竟何解，千百年来产生了不下50种猜测，包括王世贞说、贾三近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徐渭说、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渔说、沈德符说、金圣叹说、唐寅说等……他认为，种种人选之中，“无一能取代王世贞的地位”。

　　“王世贞说”几乎伴随着《金瓶梅》的流传而产生，但几经波折：明刻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

　　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鲁迅、吴晗、郑振铎等文史学者从《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以江苏太仓人王世贞不会说山东话而否定王世贞说。1979年，朱星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以“王世贞祖籍江苏省太仓市，曾在山东做官，具有运用江苏太仓与山东方言的条件”等十大理由重倡此说。

　　1999年，许建平出版《学考论》，发表《王世贞与著作权》等系列论文，从4个外证、7个内证，进一步论证《金瓶梅》作者的最大可能是王世贞。其中最重要的两条理由分别是：他详细考证了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金瓶梅》由手抄本到刻本的过程，判定《金瓶梅》手抄全本源于王世贞抄本，再往上就无法“追查”了；此外，《金瓶梅》中曾出现“三七”这味药材，但彼时“三七”并不为世人所知——除了王世贞，因为它的发现者、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将其编写入《本草纲目》并交予王世贞题序，《金瓶梅》书成流传之时，《本草纲目》尚未刊行。

　　不过，近年来也有学者陈明达指出，以王世贞晚年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写出《金瓶梅》煌煌大作似不可能，他认为《金瓶梅》真正的执笔者是在王世贞私家花园“住读”两年的后辈蔡荣名，而王世贞在创作《金瓶梅》的过程中担任了“制片人”、“导演”、“发行人”的角色。

　　其实这种反映社会黑暗的书籍在成书之时，作者一定会想方设法抹掉自己写书的经历，因为就《金瓶梅》的内容而言，被当时的统治者知道那绝对是死罪，所以必然极力掩藏。而且时隔已久，很难找到线索去破解这个作者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