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英战争中萨摩藩并没有失败，还痛击了英国海军。与此类似，清朝同英法联军之间的第二次大沽口战争，僧格林沁也曾重创了敌人，但是战后结局与萨英战 争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罗列许多，最主要的一条应该是：战争之后，清朝将原因简单归结于天子威武和敌人的恃强凌弱;而萨摩人会去认真寻找敌人到底有哪些 优势，为何形成这样的优势，并加以学习。

　　同样，萨英之战也说明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针是行不通的。武器，连同科学技术和人的思想，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更新。单纯获得某种武器的制造能力， 却不具有学习、思变和创新能力，或早或晚，手中曾经先进的武器会沦于陈旧，依然改变不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当然，学习思变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有时候甚至要 放弃曾经拥有的辉煌和不一定那么有价值的“尊严”，这个过程可能会比学习和思变来得更加痛苦和艰难。

　　萨英战争的结果，令萨摩藩了解到攘夷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英国挟鸦片战争胜利之余威，原本认为萨摩藩不堪一击，然而最后英军虽自认为该事件以己方小胜告终，却亦不得不承认萨摩军的实力。因此，英国亦从原先支持幕府的方针，转而亲近萨摩藩。萨摩藩知道攘夷不可能，转向主张开国，后来成为明治维新的推手。萨摩藩痛感军备近代化的必要，答应支付生麦事件的赔偿费和搜捕凶犯。英国也因萨摩藩的强硬反击而重新评价其实力。这次事件反而发展成萨摩藩与英国的合作。这场冲突事实上成为之后萨摩与英国紧密关系的开端，其后双方还在戊辰战争中结为联盟。后来成为大日本帝国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在此次冲突中的鹿儿岛炮台扮演了一名炮手的角色。此事成为这场冲突的一则有趣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