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为啥称夏启的诸侯大会为“享”，称周武的为“誓”，而称商汤的为“命”?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夏启的“享”解决的是夏族内部的权利之争问题，而商汤的举措则是货真价实的改朝换代的“革命”。《周易》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成汤灭夏是有文献可考的中国古代史上的第一场“革命”，我认为，“景亳之命”的“命”首先有这一层意思。

　　有人会说，周武的“武王伐纣”不也是革命吗?是革命，但这已经不是首创了。所以善于用一字寓褒贬的《左传》，就独独只给商汤的诸侯大会用了个“命”字。

　　其二、在数以千年计的中国古代史中，“王权天授”的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换句话说，凡揭起革命大旗的，没有不把“受命于天”、“替天伐无道”作为口号的，商汤是有据可考的最重视宣示自己秉承“天命”的帝王。

　　其三，从策略上看，夏启侧重于拿祭天享神来团结诸侯;周武侧重于跟诸侯的盟誓，孟津之所以又名“盟津”，就是“孟津之誓”的注脚;商汤则娴熟的运用了宣示“受命于天”这一策略，用向上天“请命”、“受命”，转而拿“天命”、“帝命”对天下诸侯发号施令。宣示商汤所掀起的推翻夏桀之举的合法性就是“景亳之命”的主题。

　　关于这一点古代典籍可以佐证的很多。“帝命不违，至于汤齐。”(《诗·商颂·长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诗·商颂·玄鸟》);“赫赫成唐(汤)……溥受天命，克伐夏祀。”(《叔夷钟》)“汤乃命汤于鏕宫，用受夏之大命……属诸侯于薄(亳)，荐章天命。”(《墨子·非攻》)……这样的例证很多，用不着一一列举，由此再看《左传》这个“命”的使用，真的十分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