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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的动乱始于北方瘟疫流行。黄巾起义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张角等人宣称能用“符水、咒语”为穷人治病，进而传授太平道，抓住了穷人的心理，于184年3月在河北地区掀起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让东汉政府焦头烂额，汉灵帝派皇甫嵩、朱儁、卢植分兵三路讨伐，经过8个多月的时间，将起义军主力镇压。下曲阳(河北晋州)一战，皇甫嵩将10多万黄巾军斩首，筑成“京观塔”。

　　起义虽然被镇压，但瘟疫并未制止。由于北方战乱不断，不少北方人流入江东、荆州、益州和交州等地，将瘟疫扩散至南方地区。整个建安年间，瘟疫有数次大规模爆发，不少我们熟知的人物因为感染瘟疫而亡。

　　比如曹操的儿子曹冲、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五人、东吴大将甘宁、吕蒙、刘表之子刘琦、曹魏大将张辽等人。

　　曹植在《说疫气》中描绘了当时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丕也感叹道“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疫疠多起，士人掉落。”

　　医学家张仲景对此有更为直接的感受，他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一大家子二百多人，在不到十年间因瘟疫损失了三分之二。东汉末年瘟疫之流行可见一斑。

　　除瘟疫外，东汉末年还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造成大规模饥荒。193年，曹操和吕布大战于濮阳，却因蝗灾过境、粮草不继而被迫休战“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关中地区的饥荒尤为严重。李傕、郭汜在长安击败吕布、王允后发生火并，当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曹魏将领王忠是当时的亲历者，他为了活命不得不吃人“三辅乱，忠饥乏噉人。”后来曹丕把路边的骷髅挂在王忠的马鞍上，以此讥笑王忠在关中吃人求生的经历“五官将知忠尝噉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頉间髑髅系着忠马鞍，以为欢笑。”

　　更甚者，关中地区还出现了专门吃人的贼寇，挨家挨户抓人充饥。《魏略·勇侠传》中记载了鲍出救母的故事，当时“啖人贼数十人已略其母，以绳贯其手掌，”鲍出悲愤地说“有母而使贼贯其手，将去煮啖之，用活何为?”然后独自追击，砍杀十多名贼寇，将母亲解救。

　　为解决军粮问题，当时的军阀是想尽了办法。程昱不得不在粮食中夹杂人肉干作为补充。而河北袁绍则“仰食桑椹”，淮南袁术则“取给蒲蠃”，当时只要是能吃的都拿来吃了。鉴于饥荒的影响，曹操于196年兴办屯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粮食问题，这也是曹操能够统一北方的重要原因。

　　瘟疫、饥荒和无休止的战乱造成了东汉末年人口的大量损失，从6000万降至2000多万。面对累累白骨，曹操写下了《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