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女祸”亡国的陈腐论调，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进步文人做出了掷地有声的驳斥和旗帜鲜明的回答。在这类诗歌之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唐代诗人罗隐的《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首句以劝慰的口吻告诉世人，一家一国的兴亡自有其内在规律，吴人把罪责推给西施，自然是不对的。后两句妙在没有对吴国灭亡的原因进行直接的分析，而是在结句追问一句“越国亡来又是谁?”越国本没有西施，但不也是一样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吗?由此自然就得出“西施亡吴”是谬论了。

　　那么，吴国到底是因何而灭亡的呢?夫差中了勾践使用的美人计自然是直接原因。唐代诗人皮日休在《馆娃宫怀古(其一)》中说：“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越王用美人计灭掉吴国，毕竟不够光明磊落，是有其堪羞之处的。 然而，此诗的前两句却大有深意，“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在这十四个字之中，作者将夫差贪图享乐与吴国面临的危机加以对比，揭露夫差荒淫误国、抵死不悟的愚蠢行径。越王只用一个美女就将夫差弄得忘国忘家，乃至忘身，真正堪羞的人，就应当是吴王夫差而不是越王勾践了。

　　唐代诗人陆龟蒙也对吴国灭亡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吴王事事堪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吴宫怀古》)西施的容颜未必就胜过六宫的所有佳丽，吴王夫差做的每一件事都可导致吴国灭亡。既然如此，也就不能把吴国灭亡的原因甩锅给西施了。那么，吴国灭亡，还有哪些原因呢?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唐·崔道融《西施滩》)夫差偏听偏信，重用佞臣宰嚭而致政事荒废，应是其中一事。“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醁醅。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唐·胡曾《姑苏台》)伍子胥曾有“勾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的忠谏，但夫差不纳忠言，反而杀害功臣，自毁长城。“弃雄才”，也是一大原因。

　　“纵敌稽山祸已胎，垂涎上国更荒哉。”(范成大《题夫差庙》)为了争霸屡次出兵讨伐齐、鲁，这也加速了吴国的灭亡。穷兵黩武，也当是一个原因。

　　罗隐还有一首《姑苏台》诗：“让高泰伯开基日，贤见延陵复命时。未会子孙因底事，解崇台榭为西施。”诗中把夫差的荒淫无道和吴国始祖泰伯的谦让与贤臣季札的守节知礼加以对比，讽刺夫差贪色误国的精辟论断。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推出：吴国灭亡与西施真是无关。

　　其实，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国家的命脉都操纵在男人手中。可谓是兴也男人，败也男人，与女人有何干呢?

　　后蜀主孟昶之贵妃花蕊夫人徐氏，在蜀亡国后被掳入宋。宋太祖久闻其诗名，召她赋诗。徐氏便口占一首《述亡国之由》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荒淫误国的是君王，大兵压境而一筹莫展、竖降旗的又是君王，不战而降的十四万士兵又都是男人。若把亡国之责加到女人身上，真的是冤枉呀!

　　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国灭身死而怨天尤人，特别是归咎于女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