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樱原名陈瑛。1907年生于山东省潍县城里一个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学官，而父亲读的却是洋学堂，接受了新思想，多才多艺，反对女孩儿缠足，主张女子读书、男女平权，是地地道道的新派人物。少女时期，她为鲁迅与周作人等人翻译的日本小说所倾倒，因此取笔名“沉樱”，以表对日本文学的爱慕。沉樱既打下扎实的古文功底，又得新文化滋润，出笔便不凡。

　　沉樱是第一位复旦女生。她的小说多着笔于爱情婚姻。关于女性写作的“自我定位”，庐隐认为：“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而沉樱认为：“不仅仅作人，还要作个女人。”她已经在理性思考狂热爱情下的婚姻危机。在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上，沉樱在现代女作家中有承上启下的地位——丁玲之后、张爱玲之前。

　　1929年4月，沉樱和书香子弟马彦祥因同演《女店主》而生情。一毕业即结婚。1931年5月，女儿马伦出世，马彦祥移情于白杨，两人离婚。对这段婚姻，沉樱选择屏蔽。晚年的马彦祥十分念旧，要求会见沉樱，沉樱严辞拒绝。马彦祥通过女儿马伦赠送沉樱两幅名人扇面，沉樱拒收……

　　有一种深情叫“怨耦”，沉樱与梁宗岱

　　梁宗岱与沉樱是同质的。两个人，两颗诗心，激烈碰撞，相互吸引。1934年7月，梁宗岱因包办婚姻一案与胡适闹翻，从北大辞职，与沉樱远赴日本留学，叶山一所古朴的小木屋，岁月端然静好：梁宗岱写、译了大量诗作，并合集名《一切的峰顶》——爱情和事业的双重峰顶。梁宗岱的治学精神，影响沉樱一生。一年后，沉樱与梁宗岱回天津结婚。

　　抗战爆发后，沉樱一家离开天津，寓居重庆郊外的北温泉“琴庐”，梁宗岱完成了十四行诗《我们底幸福在夕阳里红》，诗是好诗，却一语成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941年3月，梁宗岱回家乡处理亡父遗产事宜，被朋友拉去看粤剧《午夜盗香妃》，迷上了花旦甘少苏。两人于1943年3月在广西南宁登报结婚。梁宗岱对甘少苏叹息道：“我与你结了婚，沉樱就会离开我。”

　　爱情的长空霹雳炸响。沉樱闻讯，果真没有吵闹，没有哀求，立马带女儿思薇、思清搬出北碚住所，搬至重庆南岸海棠溪四妹陈钰处。三子梁思明尚在沉樱腹中。

　　抗战胜利后，沉樱辛苦辗转于上海。梁宗岱曾打算接母子四人去广州生活，沉樱拒绝。1948年沉樱欲带子女随母亲、弟妹离开上海去台湾，友人赵清阁试图劝阻，沉樱道：“我要走得远远的，永世不再见梁宗岱。”梁宗岱从广西急飞上海，希望至少阻止子女赴台。未果。

　　沉樱将爱情和亲情都打包带走，梁宗岱彻底失去了她和儿女们。他呆呆地伫立在飞机场，细细地体验着心被一点点掏空的痛……恨意未消，只因爱的纯度仍高。在台湾，沉樱继承梁宗岱的衣钵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她从婚姻里汲取养料，不做精美的盆景，而成长为参天的大树。

　　1982年4月，沉樱回国，会见赵清阁等故友。梁宗岱病卧在床，希望见沉樱最后一面，沉樱在临飞广州前的最后一刻，决定还是信守诺言：永生不再相见——她是写小说的，知道悲剧的收梢，更有感染力。

　　不要怨她“凉薄”——因为有爱，所以不能旷达。

　　1983年，梁宗岱去世。五年后沉樱病逝于美国，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