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桓侯的权臣子罕既是贤臣，又是权臣，

　　史书中宋国有个臣子叫子罕的，是宋国王室贵族，属于乐氏家族，是宋桓侯时期宋国朝堂中的重要人物。子罕在宋国为臣的时间较长，当年向戌当政时，主持弭兵之会，子罕就已经在宋平公的身边为臣。这位臣子非常有远见性，由于向戌成功举办弭兵之会，诸侯列国崇尚和平时代，宋国国政也更加忽视国防力量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削减军事开支，这在子罕的眼中，本来就是非常危险的。向戌向宋平公请赐封邑时，就遭到子罕的极力反对，导致向戌请辞封邑。对军事国防力量的重视，应是自上而下，即与当时的国家法制相互关联，必是自上而下的，要由君主或者权臣所主导，才能取得巨大成功。

　　在宋国整个历史中，主动倡导加强军事国防力量的朝臣非常少，这个子罕显然是卓有远见的，宋国在战国时代成为诸侯称霸的战场，本身就是在内忧外患中军事力量极度削弱所致，宋国朝臣们由于受控于周天子的包围战略，本身就不能过度的发展军事，这也促成宋人崇尚商贸文化，更加重视的是发展国民经济，即便是子罕，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也很难能够重视军事。子罕是司城，就是现在的所谓建设部长，主管土地和建设，可谓是宋国朝廷中的权臣，而且是肥差，有相当的油水。

　　在《左传》中有“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宋人贿赂子罕，目的是很容易猜到的。那么子罕的说法是“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这并非说子罕不喜欢宝玉，子罕的野心不在这里，他的野心更大。后世以此判断子罕是宋国历史上有名的贤臣，这本身可能就是错误的。在子罕的时代，宋国已经在三晋逼迫下迁徙都城，贵族们为兴建房舍，抢占百姓土地，就必然要得到子罕的批准，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土地的事情，都是属于权力高度集中的，子罕可谓掌握宋国经济的核心大权。

　　宋国国君为韩国所俘虏，身死异乡，成为宋国耻辱，这是宋国几代国君不重视军事的悲剧。子罕则在这诸般悲剧的反复重演中对宋国国君产生绝望感，到宋桓侯时代子罕则直接主动靠近宋桓侯，并向宋桓侯毛遂自荐：“奖赏百姓的事是百姓喜欢的，君王自己来施行。杀戮刑法是百姓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子罕显然对掌管国土和建设不够满意，而要掌握刑罚大权。这个时代变法思潮迭起，列国皆因变法而强盛，此时的魏国独强，各国之间兴起联盟活动，各国国君频繁会见结盟，宋桓侯也跟随鲁共侯、卫成侯等朝见魏惠王，宋国的地位一落千丈。而子罕主动要掌管刑法，明显就是迎合时代大潮，即便是宋桓侯访问列国，亦可自信满满的对外宣称，我宋国也有变法。

　　子罕以前只是掌握经济大权，而当刑法大权归于其手，则可说是将宋国国君直接架空。史书中说宋桓侯奢侈荒唐，大兴土木，修筑宫城，这个有很有意思了。宋桓侯的这种种行为皆为子罕的权力范围，也就是说宋桓侯的兴建到底是君主的意思还是朝臣的意思，实在很难确定。在《史记》中说：“辟兵三年卒，子剔成立。”可想而知，这短短的三年时间，宋桓侯是如何的奢侈荒唐，明显就是有后人的诋毁。这个后人是谁呢?显而易见不可能是儿子宋剔成君的史官，而最可能的就是子罕的史官。《竹书纪年》载：“宋剔成肝废其君壁而自立。”后世对这个宋剔成肝的身份怀有质疑，有说是宋桓侯的儿子，有说就是子罕。战国时代的韩非子认为：“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这种记载看来，子罕不太像是宋桓侯的儿子，而是宋桓侯的臣子，那么这件事情显然又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弑君篡位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