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里常可见这样的场景：沙尘扬起的路上，驿差策马飞至，冲到一个拢缰立马的同行近前，递上公文袋高喝“八百里加急”，同行不敢半点懈怠，接过公文袋挎在身上，便挥鞭催马疾去……这就是中国古代远途传递公文的方式，据其内容紧要程度，分为一昼夜行程三百里、六百里和八百里加急，途中可在驿站换人、换马、食宿等。

　　唐代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诗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诗中所言：驿差晨起催马从陕西咸阳出发，晚上就到了千里之外的宁夏陇山(六盘山)。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八百里加急”究竟多快呢?

　　《大唐六典》记载：唐代驿路隔50里设一站，快马两个小时抵达下一驿站，每站换骑马匹，24小时可延续行进600里。《唐会要》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范阳叛乱，远在3000多里之外临潼的唐玄宗，5日后得到奏报，可证实“八百里加急”日夜兼程的速度是600里左右。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全国有驿站1639个，驿卒2.7万人，各驿站设有食宿、马厩、驿车等生活、交通工具，从驿站过境的车、马、人要出示官府的“邮符”，上奏朝廷的“八百里加急”须持有兵部特制的“火票”。

　　宋代《五经总要》曾提到唐代营州道上所设的驿站：“辽西营州(今朝阳市)至燕郡城(今义县)，经汝罗守捉(今北镇市)120里，渡辽河至安东都护府(今辽阳市)500里，设17驿，伺驿卒宿食更骑。”可见，当时从朝阳到辽阳600余里路途，设有驿站17个，“八百里加急”即日可抵。

　　“八百里加急”不仅是朝廷向地方传达旨意，官府上传紧急奏本的绿色通道，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军事意义。

　　《资治通鉴·宋纪三》记载：430年，北魏元帅吐谷珪统领两万铁骑，从幽州(今北京)起程讨伐宋国领地济南。当时，宋国从幽州到济南设有伪装成酒楼、客栈、茶馆的30多个驿站，魏兵刚出城，宋国密探策快马、走驿站，仅用两天就报知了济南郡守萧承之。萧承之马上集结周围兵力，撤离城内8万余百姓，设下埋伏“守株待兔”。魏兵进发4天抵达济南，却见四门大开，城内空无一人，吐谷珪正在大惑，城外喊杀突起，数万宋军把魏兵死死困在城中，不到3天，城内粮草断尽，吐谷珪只得率众受降。这是历史上首个得胜于“八百里加急”传递情报战例。

　　决定明清兴亡的萨尔浒战役，既是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实力较量，更是一场传递情报的比拼。1619年，明将杨镐率30万人马，兵伐后金首府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当时，明朝在河北、辽东、热河等地有30多条驿路200多个驿站，日夜有驿卒策马传递情报。努尔哈赤也密令安插在明朝的百余名内线，窥探明军人马动向，每天有数十份情报送抵后金。潜伏在明朝兵部的间谍刘同顾，得到杨镐战略部署后，立即将其假匿兵部文书，利用明朝“八百里加急”传递，在明军发起总攻前半天，把情报送达努尔哈赤手中，让他及时掌握敌情，有了充分时间调兵遣将，并用5天时间歼灭明军20余万，获得萨尔浒战役的全面胜利。

　　“八百里加急”不但传送信函，也运递物资，如军需、贡奉、赏赐物品等，比如从广东给远在西安的杨贵妃送荔枝，从福建为身居汴梁的宋仁宗送鲜鱼等，迢迢数千里保持果鲜鱼活，足见当时运递的疾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