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

　　自秦以来的历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到了宋代，商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南宋继续“农商并重”的国策，出现临安、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和形成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冲破了长期以来“市”、“坊”分离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出现了住宅与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业格局。南宋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

　　杭州商业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后,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因此,探讨与研究南宋故都杭州商业发展特点,总结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对繁荣今日杭州商业,满足城市人民的需求,也是有益的。南宋定都临安后,跟随宋高宗南迁的“从者如市”。“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作为都城的杭州人口倍增,扩大了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量;各种工匠与商业者的大批迁入又推动了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促进了临安商业的空前繁荣。

　　南宋商人数量也非常庞大，一大批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在朝鲜，在朝鲜实录上可以查到姓名的宋代福建商人就达到数千人之多，江广一带不仅涌现出大批从事外贸经营的本国巨贾豪富和中小经营者，而且聚集者了阿拉伯人为主的蛮户，两者合计竟然有数万之众。浩瀚的太平洋，不再是中国向外发展的天然阻隔。南宋的泉州以南海为中心建立了巨大而繁荣的泛亚太地区贸易圈，规模极大，贸易数量令人昨舌。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历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战国时期以及汉武帝时期，因此我们读到了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南宋商品种类很多,在城乡贸易、宋金贸易中,交换商品有粮食、木棉、绢帛、海鲜、野味、珍果以及油盐、酱醋、姜药之类。如临安市场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条》)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由于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书籍亦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六月,盱眙军榷场中就有商人运去交换的十六车私刻书,福建建州“版本书籍,行四方者”已是“无远不至”(《朱文公文集》卷78),这说明宋时商品种类已从物质产品向精神产品延伸。

　　商业网络通畅 南宋商品交换活动遍及城乡,远至海外,在商品流通日益繁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通畅的商业网络。中心城市是网络的交汇点,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东南以临安、建康、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广州、泉州为枢纽,辐射乡村、海外;临安既南宋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最繁荣的商业城市。

　　在南宋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