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在汉朝统一王权的统治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

　　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

　　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

　　“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在“文景之治”繁荣的背后，由于政策的原因带来一些问题。因为在无为政治下，放任自流，法网疏阔，给许多犯罪不法行为提供了契机。故司马迁接着又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汉武帝在“无为而治”造成的巨大社会财富基础上，矫枉过正，实行有为的政策，特别是在对待匈奴和开拓边疆上取得了大的进展，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也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和老百姓的反感。汉王朝的统治也为后世的统治者如何进行统治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和汲取。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

　　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