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十帝仍居高位:冯道凭什么成为五代“不倒翁”?

你是否能想象,一个人能在五个朝代里浮沉,侍奉过整整十位天子,却始终稳居权力的高处?这事儿听起来,简直像传奇话本里的故事。尤其在“忠臣不事二主”被奉为圭臬的年代,冯道,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个刺眼的异数。他生于唐代,主要活动于五代乱世,先后效力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中原王朝,甚至在后晋覆灭后,还曾短暂屈身于契丹。历史的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投下了两道长长的影子:一道被讥为“不倒翁”,圆滑无骨,随风而倒;另一道却被一些后人暗暗视作“定海针”,在滔天的浊浪里,勉强维系着一方安稳与文明的星火。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他?拨开故纸堆里泛黄的尘埃与道学家的严厉斥责,我们会发现,冯道的一生,远非黑白二字可以勾画。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五代十国。五十三年,中原换了五个国号,皇帝像戏台上的角色,你方唱罢我登场。刀兵是常态,礼乐成绝响,百姓的性命贱如秋草。在这样的年月里,活下去,并且想为这世间留下点什么,需要的恐怕不止是智慧,还有一种近乎顽固的韧性。冯道就像长在乱石缝里的一棵老树,根须虬结,紧紧抓着脚下的土地,任你烽火连天,我自悄然挺立。

可他的“不倒”,若只是见风使舵的权术,便也不值得后世如此长久地争论了。史书里散落的几件小事,透着别样的光。他出身耕读之家,以孝悌勤俭闻名。后唐庄宗李存勖时,他已官至户部侍郎。这位以武功著称的皇帝喜好田猎,一次在中牟县纵马践踏民田。小小的县令竟拦住御马为民请命,庄宗勃然大怒,当场便要将其处斩。空气仿佛凝固了,百官噤若寒蝉。就在这时,冯道从朝班中走了出来,神色从容,话却很有分量:“陛下当年在夹寨苦战时,百姓是何等箪食壶浆,翘首以盼王师。今日纵不念田间稼穑之苦,难道也忘了昔日的民心吗?”庄宗愣住了,脸上的怒色渐渐转为赧然,最终收回了成命。你看,他并非一味柔顺,在关乎生民疾苦的节骨眼上,他的脊梁是硬的。

说起冯道最无可争议的功业,莫过于那项耗费了他几乎后半生心血的工程:主持校订《九经》,并推动其雕版印刷。那是个武夫执刀、斯文扫地的年代,典籍随时可能毁于战火,传承眼看就要断绝。在一片喊杀声中,这位老臣默默地组织起学者,一字一句地校雠,一版一版地刊刻。整整二十二年,这项事业几乎与几个短命王朝同始终。当煌煌典籍终于流布天下,“因是天下书籍遂广”这寥寥数字的背后,是文明薪火得以存续的莫大庆幸。若无这点固执的文化守望,宋代文治的复兴,恐怕要艰难得多。从这个角度看,冯道在历史的断裂处,小心翼翼地接续上了一根最紧要的丝线。

当然,他最受诟病之处,也正在于那份惊人的“适应性”。后晋被契丹铁骑踏破,耶律德光入主开封,冯道率百官出迎。草原的新主带着征服者的傲慢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的回答,成了千古话柄:“此时的百姓,就算佛祖降世也救不得了,唯有皇帝您能救得。”这话听起来,确有些曲意逢迎的机巧。他因此被授为契丹的太傅,这“事夷狄”的污点,牢牢粘在了他的传记里。然而,历史的微妙往往藏在褶皱中。耶律德光北归途中纵兵抢掠,肆意杀戮,又是冯道多次劝谏,多少缓和了这场劫难,保全了无数生灵。在野蛮的刀锋下,直谏求死或许能成全个人名节,但委婉周旋以止杀,哪一种选择承载了更重的责任?乱世中的道德考题,答案从来不在课本的第一页。

所以,后来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痛心疾首,骂他“无廉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蹙眉批评,说他“朝为仇敌,暮为君臣”。他们的尺度,是经过理学淬炼后、无比刚直的忠君标尺。可是,把这把尺子硬生生按在五代那泥泞不堪的地面上,是否本身就有些踉跄?当“君”本身多是篡逆弑夺而来,当朝廷平均寿命不过十年,要求每一个有能力的士大夫都为每一任匆匆过客殉葬,这除了让大地增添几具白骨,让文化多几分凋零,究竟于国于民有何实益?

冯道自己,晚年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笔墨是平静的,甚至有些絮叨,历数自己侍奉过的朝代与官职,最后说:“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他显然有自己的账本。在他心中,“国”或许超越了某一姓的王朝,更接近于那片土地与生息其上的人民;而“忠”的实现,未必只有“死节”一途。在事功与名节之间,他沉重地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隐隐呼应着“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古训,只是生不逢时,落在了忠君观念日益绝对化的前夜。更进一步看,他的政治智慧是一种深谙时代逻辑的清醒。他知道这些靠刀剑上位的军阀,根基是何等脆弱,脾气又是何等暴烈。他的策略,近乎“外圆内方”。在必须低头时低头,却在低头时,于方寸之间寻找转圜的余地。后汉时,他劝阻了对归降士卒的屠杀;后周时,他劝谏锐意北伐的周世宗谨慎评估对契丹的战事。这些努力未必都成功,但确实像一道道缓震的沟壑,削弱了政权更迭与武人暴政带来的纯粹破坏力。

让我们做个大胆的设想:倘若冯道在每一次改朝换代时,都选择做那枚刚烈的“玉碎”,历史会因此更光彩吗?恐怕不会。五代史只会多几个悲壮的注脚,少一个实际减轻了百姓苦痛、护住了文化根脉的实践者。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缓冲。他或许不是那种照亮千古的英雄,但却是暗夜里一根不肯熄灭的残烛,微弱,却真实地提供着一点光和暖。回望冯道,我们很难用一个鲜明的词来概括他。他不是忠臣,也不是奸佞。他更像是乱世洪流中一位沉默的摆渡人,身上沾满了时代的泥水,面容模糊,却一次次固执地将船撑向对岸。他的“不倒”,代价是身后千年的骂名与争议。可当我们凝视那段几乎要坠入彻底黑暗的时光,却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样一个复杂而暧昧的身影,让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

那么,他究竟是“不倒翁”还是“定海针”?或许,两者都是。前者形容了他生存的姿态,后者则暗示了他行动的价值。或许,评价冯道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给他贴上何种标签,而在于透过他,我们看到了历史评价本身的困境与人性的复杂光谱。在绝对道德与具体责任之间,在个人名节与天下苍生之间,那道鸿沟该如何跨越?冯道用他充满争议的一生,把这个沉重的问题,永远地抛给了后来的人们。而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在风中回响,没有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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