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先贤所谓“和”，是“异”中之“和”，无“异”就无“和”。用今人的流行话语说，“和”讲的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和”的精神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的;而“同”则不然，它旨在排斥异己，消灭差别，整齐划一。“同”的这种单一性、纯粹性的倾向，最终必然导致事物的发展停滞直至灭亡;而“和”对多样性的坚守，不同事物或对立因素之间的并存与交融，相成相济，互动互补，是万物生生不已的不二法门。古人对“和”与“同”的异同与优劣有着深刻的洞识。《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国晏婴与齐景公论和同之别，他指出：“和如羹焉”，和“五味”才成美味佳肴;“声亦如味”，和“六律”、“七音”方为悦耳动听的音乐。相反，“同之不可也如此”，一种调料难免乏味，一种声音让人厌烦。在此基础上，孔子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题，并把和同与否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与《中庸》所载孔子“君子和而不流”的说法，意义相近。孔子将事事苟同、不讲原则的人讥之为“乡愿”，即好好先生，他批评说：“乡愿，德之贼也。”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说：“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孔子)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官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是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应该说，被章太炎贬为“乡愿”、“国愿”的中庸，并不是先哲追慕的理想层面与理论形态的中庸，而是指它在历史上扭曲变形的社会表现;他所批评的孔子，也并非孔子本人，乃是专制政治的符号性存在。孔子及其价值理念，在后世没能摆脱被毒化与同化的厄运。在精神层面，“和而不同”的理念，从被动的方面看，意含反抗政治强权或文化霸权的压迫与同化;从积极意义看，则昭示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