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音乐既有全民族的共同风格，又有各个地区的独特风格，堪称绚丽多姿，异彩纷呈。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不同地区繁衍生息的蒙古部落，仍残存着一些氏族部落时代的痕迹。无论在生活习俗、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于地方音乐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况且，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基础文化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又受到诸如战争、部落迁徙，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等条件的影响，其音乐风格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从历史上看，蒙古音乐地区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１３世纪初以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经过忽必烈建立元朝，蒙古高原上的诸多蒙古部落，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随着民族共同语言与生活习俗的形成，蒙古人所操场方言与区域性音乐风格，经历了一场“由多而少”的发展过程。原先数十百计的方言与诸多区域性音乐风格，逐渐趋势于削弱或消亡。元代近百年之内，蒙古音乐统一的民族风格基本形成，但其中又包含着三个主要的地区风格：即中部音乐风格区、东部科尔沁音乐风格区、西部斡亦剌惕（瓦剌）音乐风格区。从宏观上说，明、清以来蒙古族音乐的所谓地区风格，不过是上述三种音乐风格发展嬗变、分化整合的结果罢了。元朝灭亡之后，蒙古族音乐的地区风格，又经历了一场“由少而多”的演变过程。达延汗时代结束后，蒙古汗权再度衰落，地方割据势力崛起，蒙古草原重新陷入了诸侯混战，长期分裂的局面。由此，音乐上统一的民族风格受到了削弱，而地区风格则随之勃兴。诸如永谢布、乌梁海等蒙古部落，当时均十分强盛，有其自己的独特的音乐风格。后来或因战败，或同化于其他部落，这些部落的音乐风格便逐渐消失了。

蒙古族音乐地域性风格的最终形成，大体是在清代中期。清朝征服蒙古以后，统治者对蒙古实施隔离政策，“分而治之”。故蒙古族音乐的地方风格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然而，自鸦片战争至清朝覆亡，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动荡，塞北草原亦卷入了大变革的浪潮。在新的形势下，蒙古族音乐的地域风格受到猛烈冲击，再度出现了“由多而少”的发展趋势。直至晚清，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音乐，大体形成了五个基本风格区和三个派生风格区。

这八个地域性音乐风格，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一直保持至今，尚未出现根本变化。蒙古音乐的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形成的诸多因素中，调式问题素来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地域性音乐风格的鲜明特色，往往通过某些独特的调式体现出来。诚然，蒙古族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其调式思维的基础是五声音阶。我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的“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调式体系，并非只适用于汉族音乐，而是概括了我国乃至亚洲诸多民族音乐的调式规律，包括蒙古族音乐在内。然而，“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调式体系，只是研究蒙古音乐调式的基本框架，而不是现成结论。何况，在蒙古族民间音乐中，除却五声音阶之外，还存在着六声音阶、七声音阶、乃至蒙古族固有的一些特殊调式。但它们赖以发生的律学依据，不是西洋的“十二平均律”，而是中国的“五度相生”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简单照搬西洋调式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