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用的小什物，有很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态变化不很大，像扇、杖、梳篦就是如此。但也有些变化悬殊，连做它的原料都发生了改变，像镜、伞等日常生活用具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用的玻璃镜，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近代以前，我国使用的镜子全是铜做的，称“镜”或“鉴”。这种铜镜一般都做成圆形，镜面磨光照面，镜背中间有一个钮，穿系绳带之用。镜背上还往往铸有漂亮的花纹或寓意吉祥的文字。人们从这些花纹或文字，可以判断它铸造于什么朝代。

　　“镜”、“鉴”发明之前，人们是对着平静的水面来照面的。《庄子·德充符》曾引孔子的话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我国古代盛水的大盆也称“鉴”，这说明镜子称“鉴”跟盛水的大盆有一定的关系。监，古文字作，像人弯着腰往水盆里看。郭沫若说：“古人以水为监，即以盆盛水而照容，此种水盆即称为监，以铜为之则作鉴，监字即像一人立于水盆旁俯视之形。……普通人用陶器盛水，贵族用铜器盛水，铜器如打磨得很洁静，即无水也可以鉴容。故进一步，即由铜水盆扁平化而成镜。”这个分析是很正确的，它既说明了金属镜之前人类以水盆取像的阶段，又说明了金属镜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古代传说镜子是黄帝铸造的，这自然不是信史，但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子虚乌有，因为我们已在远距现在四千年左右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中国目前认为是最早的铜镜。齐家文化铜镜有两面：一面1975年出土于甘肃广河齐家坪，圆形，素背；一面1976年出土于青海贵南尕马台，圆形，背面有七角星形图案。齐家文化的时代跟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相当，铜镜虽不一定是黄帝发明的，但说黄帝时代已发明了铜镜，却没什么问题。

　　商代铜镜现在发现了一些，一般背面都有几何形图案，桥形钮，有的镜面微凸，表现出这时的铜镜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因为铜镜一般直径都不大，只有镜面微凸才能把人的面容照全，这是一个不小的科学发现。西周尤其是西周早期的铜镜一般造型都比较古朴，纹饰简单，这大概跟周人立国后以殷骄奢亡国为借鉴崇尚节俭有一定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战国时期的铜镜薄而轻巧，造型美观，背纹多在地纹之上再加主纹，极尽装饰之美。战国铜镜考古发现较多，除了特种工艺镜，背饰有花叶纹、山字(或称T字)纹、菱纹、禽兽纹，蟠螭〔panchi盘吃〕纹、连弧纹等，还有透雕和错金银背饰，极其富丽堂皇(图18)。

　　图18战国鸟兽纹铜镜

　　汉代是中国铜镜的繁荣鼎盛时期。汉镜的背饰，除了继续延续战国流行的花纹，还流行有四乳禽兽纹、规矩纹、神兽纹、神话或历史人物画像纹、夔凤纹、龙虎纹等。汉镜极喜欢在镜背铸上寓意吉祥的押韵铭文，如“常富贵，乐未央；长相思，不相忘”、“常与君，相欢幸；毋相忘，莫远望”、“日有熹，宜酒食；长富贵，乐毋事”等，反映的生活情趣很浓。还有一些是祝福自己和后世子孙福禄绵长的，这说明汉代铜镜的应用已十分广泛(图19)。汉镜中有不少记有制镜人的姓氏，如“田氏作竟(镜)真大好”“田氏作竟(镜)四夷服”等，这是铜镜成为一般商品，铸镜业已普及到民间的有力证据。

　　图19汉代“长宜子孙”铜镜

　　铜镜在魏晋南北朝战争连绵的年代有所衰落，到隋唐又有了高度的发展。唐镜铅的成份较以前增多，镜面呈银白色，造型也突破了以前圆形、方形的传统，出现了八棱、葵花、亚字、带柄等新镜形。唐镜背饰活泼清新，有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十二生肖、瑞兽葡萄、瑞兽鸾鸟、花鸟蜂蝶、人物故事等内容，非常精美(图20)。唐代，铜镜是女子出嫁必备的嫁妆，因此铸镜业在各地发展很快。据载，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铸镜地区是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和扬州，张籍《白头吟》“扬州青铜作明镜”，韦应物《感镜》“铸镜广陵(扬州古称广陵)市，菱花匣中发”，都是说扬州铸的铜镜水平高。

　　图20唐代花鸟纹铜镜

　　宋代铜镜花样很多，比较流行的是菱花形、葵花形、带柄手镜，还有长方、鸡心、盾形等，比较注重实用而不尚花纹。宋代铜镜题材比较集中，有图纹的铜镜，多是细线浅雕的缠枝花；无图纹的铜镜，多铸有制镜的商标字号。从宋镜商标字号看，当时铸镜的著名产地有：

　　(1)湖州，即今浙江吴兴，这是宋代最大的铸镜中心；

　　(2)饶州，即今江西波阳；

　　(3)建康，即今江苏南京；

　　(4)成都，即今四川成都。

　　此外，还有苏州、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今浙江宁波)、常州、秀州(今浙江嘉兴)等也出产质量较好的铜镜，这些州县宋时都属两浙路，可以看作是湖州制镜的一些分支。

　　元代铜镜基本沿袭前代，但背饰已渐趋简陋。明清铜镜，多在素背上铸上制作的年月。清乾隆以后，铜镜被玻璃水银镜子取代，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铜镜背纹装饰的兴衰跟古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有重要的关系。唐以前，人们用镜多为手执，或安放在形似蜡烛的镜台上。当时人们席地而坐，镜台比较低矮，所以镜背很突出，华美的装饰可以使铜镜生色不少，因此随着铜镜的发展背饰越来越讲究。宋代以后，人们住居的坐具增高，镜台式样已接近近代的妆台，镜子固定悬挂在高镜台上，背面看不到，所以宋以后的铜镜虽造型越来越华丽，但背饰却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只记制作地点和作坊的名字，这是由于镜背越来越不“露面”的缘故。

　　古代铜镜新铸，必须研磨抛光，才能使用；使用时间长了，镜面会因氧化而昏暗，亦须重磨才能照容，所以磨镜是古代一项专门的职业。戏曲故事中有些以磨镜为线索的内容，指的就是磨铜镜。

　　镜子由青铜演变为玻璃水银制作，防雨的伞却由绢帛演变为油纸、油布制作，这里也有个普及和大众化的过程。

　　伞，我国古代发明很早，传说周代吕望制伞，这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我国古代伞写作“繖”，最早是一种遮阳蔽雨的仪仗，用绢罗制作。不过这只是皇家贵胄或高级官员们的专用品，老百姓不能使用(伞最早可能只是君主的仪仗，从晋代起，官员出门，仪仗队里都有伞。一直到清代，法律仍规定“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老百姓最早可以使用的伞叫“簦”〔deng登〕。《急就篇》注释说：“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簦；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簦”是类似斗笠而有把可以举以遮雨的工具，形体较大，“簦”面不能落下，其实就是有把儿的大斗笠。

　　从我国古代的典籍看，先民最早的雨具应当是蓑和笠。《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蓑，古文字写作，像草编的蓑衣之形。蓑衣是用柔韧不易浸透的茅草编成的雨衣，斗笠是用竹子编的防雨兼遮阳帽。几千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雨天通常都是靠这一身防雨工具从事劳作的。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蓑衣也不会只停留在茅草的水平上。大约到了唐代，又出现了棕制的雨衣，不过它仍沿袭旧名称蓑衣。唐宋以降，士大夫为了体现隐逸风度，雨天也常常披蓑戴笠，以“蓑翁”自称，这种蓑衣自然是很精美的。《红楼梦》四十五回“风雨夕闷制风雨词”写宝玉雨天披蓑戴笠去看林黛玉，就属于这一种。

　　除了蓑笠，古代还有一种用油布制作的防雨外衣。这种雨衣是用绢帛涂桐油、荏油制成的防水布做的，造价很高，是少数贵族的专用品。这虽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雨衣，但一直到明清，尚与一般劳动人民无缘，民间制作也少。

　　我们现在所说的防雨的伞，是南北朝时候才有的，当时民间最早的防雨伞是“油纸伞”。清代麟庆编纂的《河工器具图说》引《玉屑》说：“元魏(北魏)之时，魏人以竹碎分并油纸造成伞，便于步行。”这种“油纸伞”，有带卡的伞柄和可撑、落的伞骨，伞骨外附油纸，用时沿伞柄向上撑起伞骨如辐状，伞面即可张开。这种伞是综合古代伞、盖、簦等防雨工具简化而成的。

　　宋高承《事物纪原》说：“晋代诸臣皆乘车，有盖无伞。元魏自代北有中国，然北俗故便于骑，则伞盖施于骑耳，疑是后魏时始有其制耳。”这话说得有道理。古代的车盖形状如伞，有柄(杠)和支撑盖布的弓。北魏的伞吸收了车盖的构造，并加以改造，使其撑落开合，运用自如。这样，就出现了造价低廉、便于携带的伞，雨天撑起避雨，晴天收起保藏，直到近代，它还是中国广大城乡主要的防雨工具。

　　古代的伞，比现在的伞要大，柄也长，还带有伞和盖的一些原始特点。

　　我国制伞的主要产地在江南，宋代宋敏求所撰《春明退朝录》记载：江南周则年轻时很穷，以造雨伞为生，后来他因为有亲戚成了南唐后主的嫔妃发了迹。南唐后主一次跟他开玩笑说：“不是我用你你才富贵，是高密侯提携你起家呀!”高密侯就是伞。高密的本意是小山，伞张开后像座小山包，所以李后主跟周则开玩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高密侯提携你起家，以此也可见五代时江南以造伞为职业的人不少。江南制伞的主要产地有浙江温州、杭州，福建福州，广东佛山及湖南湘潭、益阳等地。伞的品种有油纸伞、油布伞、绸布伞及青绢遮阳伞等。温州花伞用纸及绸敷油制作，上面绘或套印风景花鸟，制作精工，牢固耐用；杭州伞以富阳产淡竹和质薄而轻的丝绸作伞骨伞面，风雅轻巧，易于折叠；福州纸伞与脱胎漆器、角梳并称“福州三宝”。福州伞以闽北山区耐霜雪、韧性好的青山老竹制骨，伞面用小刀“刮绘”图画，是美观耐用的佳品；佛山纸伞分鸡皮纸伞、蜡面纸伞数种，男、女用伞分开：男伞较大，式样较朴素；女伞小巧，伞面多用油封纸喷、印图案。湖南纸伞当地人称“雨盖”，选用上等青竹为原料制骨，湘潭的琢伞，坚固耐用；益阳、湘乡的行伞，物美价廉，都是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