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者古诗之流”是赋论史上最重要的观点之一，由此而引发的《诗经》与汉赋的源流关系历来争讼不休。本文不想正面介入赋体源流之争，只是结合班固的思想和汉代赋作状况，从新思考“赋者古诗之流”这一判断的内涵和价值。

一、“赋者古诗之流”与赋体讽谕观
班固《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李善注引《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二日赋”，意谓汉赋这种文体来源于《诗经》“风、赋、比、兴、雅、颂”之“赋”，故以赋为《诗》之流。李善的注释代表了后世对班固此语的普遍看法，如左思《三都赋序》、皇甫谧《三都赋序》、挚虞《文章流别论》（《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七）、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萧统《文选序》，都在引用“赋者古诗之流”时并及“《诗》有六义，其二日赋。”但是，班固谈“赋者古诗之流”时，他心中所想的似乎并不是《诗经》六义之“赋”。他继续写道：

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夫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

美，不可阙也。……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仔细体会这段叙述，可知其核心在于肯定赋体的政治意义，认为赋能象《诗经》一样“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所以“抑亦《雅》《颂》之亚也”、“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在这里把汉赋与《诗经》连在一起，与其说是因为《诗经》有“六义”之“赋”字，不如说是因为汉赋和《诗经》都有共同政治功用：以礼制、“法度”为基础，以讽谕为基本手法，“因时而建德”。班固的这个看法也可以从《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讨论中得到证实，《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首先肯定古诗（《诗经》）“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然后赞扬荀子、屈原“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批评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或赞或责，其意旨并无不同，都是以“讽谕”为贯穿《诗经》和汉赋的根本因素。此外，《汉书·扬雄传》：“奏《甘泉赋》以风……”、“上《河东赋》以劝……”、“因《校猎赋》以风……”、“上《长杨赋》……以风……”诸如此类词语，亦可征班固“赋者古诗之流”是着眼于“讽谕”之功用的。唐皮日休《文薮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可移作班固此段论述的注解。

由此观之，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不是一个以文体特征为基础的文体源流判断，而是一种史学家、经学家对赋体文的政治要求。这样的赋体观在汉代颇为流行，并非班固的独家之见。司马迁在评论司马相如时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相如列传》）又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太史公自序》）扬雄反复申说“赋者将以风之。”实已为班固导源于前。王充《论衡》批评司马相如、扬雄赋“令两帝惑而不悟也。”（《谴告篇》）“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篇》）王符《潜夫论·务本》：“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看法与班固基本相同。
从文体学角度看，以“讽谕”论赋体源流，其不足显而易见的。持此标准的《汉书·艺文志》只承认荀况、屈原之赋才是“咸有侧隐古诗之义”的理想赋，而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都是“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全都达不到要求。后代文体论家均视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的赋为赋体正宗，如果他们的赋作全不合格，则赋体的认定就失去了根基。以讽谕论赋体，既否认了赋体的独立性，又无视汉赋的既成事实，不过是“史家之悬鹄”而已。
二、赋之来源

班固在谈到“赋者古诗之流”时，在前面加了一个“或日”，表示这个说法并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他只是转述别人的观点，以引出赋体讽谕论。文献不足，班固以前是否有人直接提出过“赋者古诗之流”难以断定，但人们似乎早已注意到“诗”、赋之间的联系。将“诗赋”并称就是一个表现，《楚辞·大招》：“二八接舞，投诗赋只。”苟况《赋篇》“天下不治，请陈饱诗”，将“佹诗”置于“赋”中，值得思考。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说：“荀况《赋论》言：‘请陈佹诗’，班固言：‘赋者古诗之流’。日饱，旁出之辞；日流，每下之说。”则“傀诗”之说实与“赋者古诗之流”意义相近，或荀况已暗示赋为《诗经》之流别乎?

考察赋与《诗经》的关系，不得不分析“赋”名的来源。前人论述甚多，摘要者而言之，与文章有关的“赋”在先秦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赋诗言志之“赋”。二是《周礼》“六诗”之“赋”（《毛诗序》“六义”说当源于此）。赋诗言志之“赋”意为创作、背诵，似乎与文体辨别之含义无关。值得注意的是《周礼》“六诗”之“赋”。按赋本义为敛，在此由字音假借为“敷”，取敷布之意。《诗经·大雅·烝民》“明命使赋”，《毛传》：“赋，布也。”《毛诗·小雅·小曼》“敷于下土”，《毛传》：“敷，布也。”《释名·释典艺》：“敷布其义谓之赋。”郑玄《毛诗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勰畅其旨云：“《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在“六义”之中，“赋”是诗之体还是诗之创作手法有争议，而对于赋体的影响而言，二者分别并不重要，方法与文体是可以统一的。“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既为“铺”字之义，也可看作赋体之特征。清程廷祚《骚赋论》说：“诗之用有赋与比兴之分”“有陈情与志者焉，有体事与物者焉。”（《清溪集》卷三）赋与比兴本为两种创作手法，而“陈情与志者”、“体事与物者”则已是两类诗体，后者可能直接影响了赋体文的形成。

从赋史上看，首先把文章命名为赋的是苟况的《赋篇》，其中的《礼》《智》《云》《蚕》《箴》五篇文章，皆采用问答体，每首作者以臣的身份，假为引语，描述一件事物，不露谜底，然后假作王答，点出所赋之物。为了让所描述之物更加让人易于琢磨，文章不得极尽铺叙之事，“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文心雕龙·诠赋》）名为《赋篇》，大概是因其手法类似《毛诗序》所言的《诗经》“六义”之“赋”。宋玉《风赋》《钓赋》或为伪托，然《高唐》《神女》里正文均有“试为寡人赋之”，已暗含其文为赋体之义。随着荀况、宋玉之赋流传，汉人渐渐接受了赋体之名与赋作之实，形成了赋体文章概念。接着，他们以苟况、宋玉赋作为标准，把屈原作品也追认为赋体。司马迁《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似以离骚为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明确以《怀沙》为赋矣。其后称屈原赋者不穷，《汉书·艺文志》列“屈原赋”一类。《文选·宋书谢灵运传论》“高义薄云天”李善注：“《法言》曰：‘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日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今本《法言》无）很明显，扬雄已经把司马相如与屈原作品看作同一类，这样才能再两者之间进行比较。王充《论衡·案书》说“赋象屈原、贾生。”直到南朝“文学自觉”后，萧统《文选》，屈原作品才和赋区别开来。

“六义”之“赋”有敷布之义，与“比”、“兴”这类“陈情与志者”相比，“体事与物者”的赋诗更为铺张写实，虽为诗歌，但在《诗经》中近于散文文风，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故《汉书·艺文志》引《传》日：“不歌而诵谓之赋。”说明赋与“歌”类相似又略有区别，是不能“歌”但可“诵”的。如果根据韵律把文体分成三类，可“歌”的文章为了合律，应该是在词句的长短、押韵等方面要求十分严格，最终演变成后世之诗歌。其次为不歌而诵的赋，“诵”决定其需要一定的节奏感和押韵，但不需处处合于乐曲。第三类当然是不可歌也不可诵的散文了，完全可以不用韵律。屈宋之辞、苟卿之赋乃至汉赋正是介于《诗经》之诗和散文之间的体裁：一方面，赋的铺采摘文甚于《诗经》，葛洪《抱朴子·钧世》：“《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减博富也。”另一方面，赋的韵语少于《诗经》，《诗经》与音乐关系极为密切，《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当有其依据。

赋之来源实与《诗经》“六义”之“赋”有关，“赋者古诗之流”本来是包含文体辨析的内容，只是被班固借作它用。后人联系《诗经》“六义”解读“赋者古诗之流”，虽不是班固本义，却也符合文体发展的事实。

三、靡丽与讽谕的矛盾

汉赋作为《诗经》“六义”之“赋”的演变，必然以“铺采摘文”为基本手法，于是形成了“靡丽”的文体特色。司马相如曾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西京杂记》卷二引）扬雄也说赋类似“童子雕虫篆刻”，具有“雾觳之组丽”（《法言·吾子》）。王充《论衡·定贤》：“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把赋说成“弘丽之文”。司马迁批评司马相如的赋“虚辞滥说”、“靡丽多夸”。肯定也好，批评也好，赋体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靡丽”却是他们共同面对、无法回避的事实。

这样，一方面，是赋论中居主流的“讽谕论”，另一方面，是赋作中主流的“丽”的特质，两者构成一对矛盾。怎样在理论上解决这一矛盾呢?《汉书·王褒传》有一段记载：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日：“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觳，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

针对众人对汉赋“淫靡不急”的批评，汉宣帝的辩解是颇有意味的，他先是将赋分为“大者”与“小者”两类：“大者”对应讽谕，“小者”对应靡丽，这样就把讽谕与靡丽都纳入汉赋体制之内。但他显然更重视“小者”，所谓“辟如女工有绮觳，音乐有郑、卫”，皆指“小者”而言。“大者”之说实为虚张声势，而小者之虞说耳目才是赋体文真正的价值所在。宣帝把辞赋与倡优、博奕相比，虽意在肯定赋体，实已见其与倡优、博奕近矣。

汉宣帝“大者”“小者”的区分对扬雄有很大启发，扬雄兼赋作家与儒者于一身，汉赋的“靡丽”与“讽谕”的对立冲突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扬雄已经注意到，对赋而言，“丽”是比讽谕更加重要的区别特征：赋虽然“可以讽”但“恐不免于劝也”，虽“益乎”仍“必也淫”（《法言·吾子》），虽“将以风”但“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于是他在《法言·吾子》提出了两种赋体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两种赋体都离不开“丽”，不同的是，诗人之赋的“丽”是在先王法则（讽谕）范围内的，可算“尽善尽美”；辞人之赋则是“尽美也”而“未尽善也”的无节制的“丽”。比起汉宣帝“大者”“小者”之分，扬雄的说法表述上更加严密，影响更为广泛。扬雄用“辞人之赋”形容汉赋是委婉的说法，仿佛除了屈原、苟况以外，时人也有“诗人之赋”一样。但在他心目中，符合“诗人之赋”的有仅屈原、苟况之作，而汉代以后的赋基本上都是他不满意的“辞人之赋”，所以他在晚年才“辍不复为”。扬雄隐而未宣的批评在挚虞那里得到了明确地表达，《文章流别志论》把赋分为古诗之赋和今之赋两类：“古诗之赋，以情义未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义正”指“礼义之旨”，“事类”“事形”就是“假象尽辞”（《西晋文纪》卷十三引），即赋的铺叙手段及由此而形成的靡丽之貌。挚虞亦“今之赋”的“今”字，直截了当批评了汉魏赋作“多淫浮之病”的现状。

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一：“风人之诗，诗家与圣门，其说稍异。圣门论得失，诗家论体制。”（十二）则汉代赋论尚属“圣门”之论，多是以不成熟的屈原、荀子之作品为赋体的标准，要求汉赋继承其讽谕功能。而实际上，汉代赋作主要特征是靡丽，主要功用是类于倡优的愉悦耳目。《隋书·经籍志》说后世赋家对屈原赋之拟作不过是“嘉其文采”而已，一言道破其中奥妙。而这种奇特对立当与汉代时代风气有关。一方面，汉代经学大盛，《诗经》于文帝时已立为博士，至元、成以后，进入了经学史上的“经学极盛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以赋为《诗经》之流别，不仅可以提高汉赋的地位，而且为统治者和辞章家吟赏汉赋之靡丽提供堂皇的借口；另一方面，上古“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观念在汉代还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含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文学意识落后于文学创作，辞章之“美”尚未得到主流思想的承认，以讽谕论赋理所当然。
“六艺附庸，蔚成大国。”（《文心雕龙·诠赋》），作为“古诗之流”的赋，其靡丽的一面慢慢地发展壮大起来了。晋皇甫谧《三都赋序》开始注意到赋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