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无疑是属于狄德罗式的“百科全书”般的人物．他决不仅仅是一位力图表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小说家，《红楼梦》也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它标志了中国文化在封建时代所能企及的最高成就。由此我们说，《红楼梦》研究是文学的、艺术的、美学的，但更应是文化的，因为只有文化的研究，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全面揭示《红楼梦》的价值。1986年第二届哈尔滨国际红学会，周汝昌先生就提出了“红学趋势将是向文化学发展的意见”（《红楼梦符号解读·周序》，以下简称《周序》，另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6月17日）。1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红楼符号学”（周汝昌先生语）的开山之作―林方直先生的《红楼梦符号解读》（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解读》）。

当年，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完成了《红楼梦》一书的写作之后，曾无限苍凉地感慨：“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深深忧虑倾其一生心血而成的《红楼梦》，后人未必能真正读懂并解开书中的无数关纽和奥秘。幸运的是，今天我们读到了《解读》一书，可以说已开始“解其中味”了．我以为，《解读》的学术价值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得以体现的：

一、通过对《红楼梦》中大量蕴含丰富的文化符号及其编码的解读、阐释，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我们想见而未得见的异彩纷呈的新奇世界。

做为一种传达信息的基元，符号与符号系统储存有一定的信息。一种符号也就是用一种抽象的、浓缩的手段去表现人类的思想与情感。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创造了各种符号形式：文学的、宗教的、艺术的、数学的，以及其它任何一种符号的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精神发展的史诗。“所有文化形式其实都是符号形式”①。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符号便没有文化．符号最根本的特点是间接性和隐蔽性，它虽然能直接诉诸于知觉，但它代表的却是深藏于背后的意义．周汝昌先生说；“符号学，在我中华来说，是最古老的文化形态与哲思浓缩结晶”，“就连我们的汉字这项宝物，也正是一种独特的高级思想符号”（《周序》），周先生认为：在《红楼梦》中，“处处是诗和画和史笔哲思的符号”，这些符号的“背面或内核都埋藏着尚待发现的大量信息”（同上），因此，穿透语言表层，探求、揭示这些携带着大量信息的文学符号的真实内涵，就成了阅读、研究、评价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关键。《解读》正是运用文学符号学的新理论和方法研究《红楼梦》，系统总结曹雪芹的符号使用和符号编码艺术，着重探讨《红楼梦》的符号表意，透过表层探求符号载体下面的深层意蕴。

在这方面，《解读》可谓异彩纷呈，美不胜收，不仅让人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也充分体现了《解读》作者的灵心慧眼及对《红楼梦》深入精微的研究和体味。如“石头的奇缘”一节，对三种明显以符号关联的婚姻―木石前盟、金玉良姻、麒麟姻缘的破译，便叫人称绝：“木石情缘是天然的，非人力穿凿而成的。是自在自为的，却不被社会公认，在符号凭证的婚姻环境里，他们却是符号的遗失者，无凭证者”（33页），在贾府这样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中，是决不允许婚姻成为个人意愿的自然体现的。尽管宝玉与黛玉的“木石”情缘是天生的、原发的，但由于黛玉生来就不是符号的携带者，既或携带了木符号（绛珠仙草），那也是低贱的。低贱的木符号是不能配高贵的玉符号的。而做为能指优势符号，金与玉都具有宝贵的规定性，价值是对等的，符号已配成一对，其余便不在话下了．但由于金符号―金锁，却是人造的俗物，“金玉良姻”的效应因而打了折扣。虽然，深谙金锁这个能指优势符号又老于谋算的薛家母女，还是要以自觉从容的行动，促成“金玉良姻”的实现。至于麒麟姻缘与宝玉并无实质关系，雄麒麟虽一度在宝玉手中，但后来到了卫若兰身上，证明湘云将与卫成婚。“麒麟”做为道具在小说中起的是引出故事情节，刻划人物性格的作用。

林方直先生对文学符号学创造性的运用，不仅揭开了一个比我们想象还要丰富得多的红楼世界，而且还解决了红学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如对“脊令香念珠”（15回）的解释，《红楼梦鉴赏词典》说：“‘脊令香’无从查考”，《红楼梦》中编造这个‘鹊令香念珠’的名称，似有讽谕兄弟不能在急难中救助之意”②但却语焉不详．《解读》却慧眼独具，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所谓‘脊令香’，在这里是以‘脊令’作‘兄弟’（语出《诗经·小稚·堂棣》）的代词，以‘香’表示兄弟关系处得和美”，看似说“康熙诸子、雍正兄弟间的关系处得很‘香’，实际上作者却用反语讥讪他们处得很‘臭’”，（笔者只引结论，详见《解读》314一317页）。与此相关的是“蕙香”的含义，“蕙香”是一个丫环的名字，小说中宝玉说：“正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21回）？刘梦溪先生认为曹雪芹在这里是借题发挥，攻击的矛头正是雍正皇帝③。但此说一出，就有人反对，刘先生也未能拿出更多的证据加以反驳。林方直先生则对此问题重新加以探讨，以翔实的材料、严密的论证，指出“作为‘四儿’的蕙，作为零棱香的蕙，作为‘聪敏乖巧’‘睿圣’的蕙，它处兄弟关系中，处父子关系中”，“就像仇人，兄弟间像仇人，父子间像仇人，而且还要‘争衡’‘角敌’”，这实际上正是讥讽雍正的（321页），从而为刘先生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解读》对《红楼梦》譬寓之真意、微词之所刺、曲笔之奇妙的揭示，让人更深刻地感受到曹雪芹做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勇敢机智及天才的创造力。

二、廓清并解决了长期困扰“红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为“红学”真正向纵深发展开辟了坚实可行的道路，也为与之相关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如关于“符号化人物”的问题。

“所谓符号化人物，是说该人物只有某种概念或某种特征，或某种品格的简单抽象，一直抽象到最单纯的形式符号”（41页）。这样的人物被马克思称作“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致斐·拉萨尔》），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是受非议甚至被否定的，说它概念化、公式化，没有血肉，苍白干瘪。对此，《解读》却作了具体的、符合客观事实的分析。像《红楼梦》这样的宏伟巨著，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四百余人，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有近百人。为了避免那些偶而露一两面的过场人物与主要人物争笔墨，曹雪芹有意采取了概念化、符号化的处理，一是谐音转换处理，如：霍启―祸起、娇杏―侥幸、秦钟―情种、傅试―附势，等等．二是将其抽象为符号，并赋予某种特定的含义。读者和研究者注意到了前者，而往往轻易地忽略了后者。如在小说（前sq回）只出现过一次的“卍”（万儿），林先生以独具的眼光，对“卍”这个纯而又纯、线的形式的抽象纹饰符号，进行了追本溯源的深入探究，如它积淀、浓缩了怎样的原始内容和特定含义？它产生的文化源头是一个还是几个？它与周秦时代两头夔纹、蟠虺纹、勾曲纹及洛书之关系如何？它荷载的信息内容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在小说（19回）中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样一来，“符号祀与形携带着生殖信息、依循着演化机制、发挥其扩张功能、进行着不息的生命衍化”的含义便被无可逃遁地揭示出来了．由此得出卍“只是体现卍字内涵的符号人物，甚至不妨说她是作者用来扮演阴阳媾合、生息繁殖概念的活道具”（55页）的结论。做为前80回的一个小插曲，曹雪芹看重的是卍这个符号化人物的文化意蕴，而不是人物性格。

又如“从属符号（补形人物）与中心人物（全形人物）的关系问题，也是由林方直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在《红楼梦》中有一类人物特别是其名字值得注意。这些“从属人物之名都是中心人物某种本质特征的符号。如果说中心人物是全形人物，那么从属人物就是补形人物．有一点儿像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人物结构，在那里，补形人物的独立性不强，他们围绕着中心人物，其作用在于分别贴补主角的种种特性，体现主角的性格侧面，犹如主角的派出分部”（75页）。如黛玉的“从属符号”紫娟、雪雁即是如此，“紫娟”即子鹃，亦称杜鹃．《埠雅·释鸟》：“杜鹃，一名子规，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在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有愁恨冤怨、思归、啼血泪的规约性内涵；“雪雁”，即雪中之雁，载荷着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泥池怀旧》）的信息，人生的动荡漂泊、前路迷茫，尽寓其中。“子鹃”的规约性内涵、“雪雁”的“雪泥鸿爪”的蕴含，正是黛玉一生寂寞孤独、悲苦无助的命运的象征，其中也寄寓了作者曹雪芹一生湖海飘零，凄凉落寞的身世之感。又如宝玉的从属符号茗烟、锄药、引泉、扫花、挑云、伴鹤，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与遁迹山林，栖身古寺有关，都是隐者、出家人生活的重要项目和显著标志”（87页）。它暗示了宝玉在贾府败落之后、回归青埂峰之前，有一段隐逸和寺院生活。

再如人物互补与作者分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崭新的文艺学课题。

作者与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真实的成分占多少？艺术虚构的成分又占多少？这一直是众多的读者和研究者想探知又无从下手的重大课题。如今在《解读》中，林方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路和途径，林先生认为；“凡互补人物，合则一身，分则两人或数人，既是互补，也是分身”（218页）．作者分身，是作者将自己丰富复杂多元的性格素质分赋给了笔下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在不同程度上是杂取客体原型与主体心灵有机统一的结果。“作者之所以能够分身分赋于互补人物，是由创作主体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决定的”（220页），或曰是有“多个自我”决定的。就此，林先生对俞平伯先生的“钗黛合一论”提出了自己看法．林先生首先以翔实的材料、严密的考证得出“玉带林中挂，金替雪里埋”中隐藏着“曹常”之名，“林黛玉”三字从曹姓上拆出，“薛宝钗”三字从霑名上拆出（214页）。然后提出“钗黛互补和曹霑分身”的命题，认为曹雪芹不仅分身给黛玉，也把自己名字“霑”的内涵分赋给了宝钗（228页）。黛玉除了悲剧的命运外，与宝钗没有共同之处，钗黛在诸多重要方面都是相异相反甚至对立的，是不能合一的。

三、提供了研究《红楼梦》、解读《红楼梦》的新视野和新方法。

首先是文学符号学在《红楼梦》中的实际运用。在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看来，文化无非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的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运用符号来创造文化．符号活动使人脱离动物界，而进入了一个精神文化的世界，因此“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④，做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卡西尔认为“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⑤卡西尔的学生苏珊·朗格继承和发展了卡西尔的理论，她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⑥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的符号和符号系统，并以此来表现人类的情感和思想。做为中华文化结晶的《红楼梦》，“曹雪芹的符号学，蕴藏着丰厚无匹的文、史、哲综合信息、他的文笔的魅力，端在于此―魅力者，也正是一种尚未能说清的吸引感染之力量与光采，所以魅力也显得有了神秘性”（《周序》）。而这种魅力及其神秘性，“是刚刚由林方直教授首次正式揭举给我们的”（同前）。对此，周汝昌先生欣喜异常，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我认为这确实是一大贡献，值得文化学术界刮目相待。因为，文学的符号学固然并非他之始创，但以此学来研析《红楼梦》，则他是第一人”（同前）。周先生认为，林方直先生将文学符号学首次运用到《红楼梦》的研究中，不仅成就卓越，同时创立了“一种中华文化学的新型态”-“红楼符号学”。

其次是揭示了前文本在文学研究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